追问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

2015-12-21 00:00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谢飞君  共有评论

    11月20日,国际儿童日,微信与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腾讯公益联合发布“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平台一经推出,就被贴上“中国安珀警报”的标签,公众号“腾讯”的一篇《儿童失踪预警平台上线,全球微信用户帮你找小孩》的文章,刷爆朋友圈。那么,这个被无数家长关注的平台究竟是否值得相信?平台发起人、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秘书长张永将有话说。长期关注儿童保护领域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瑞昌则指出,即便这个平台存在没有官方背书等情况,但他依旧觉得这个事需要有人迈出第一步,“从国际惯例来说,此类公共事务中政府与社会机构甚至企业的合作,已经成为常态”。请看《解放日报》记者谢飞君的报道。
    剧情大反转
    张永将,是“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上演“反转剧”后唯一站到公众面前公开解释的人。“80后”的他,是这个预警平台的发起人。这两天,大量的揣测劈头盖脸。有人善意提醒:从个人角度出发,最好不要站到台前,但他不想躲。
    “我就是最适合站出来解释的人。我们对这个平台确实投入了大量心血,它就像刚刚出生的孩子,我们试图用这个平台的探索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为此我可以接受质疑、不信任,但我希望大家能给予保护,不希望看到它夭折。”此时,情况已很急迫,公众对这个本来就没有官方背景的预警平台充满了不信任感。
    “公益界有一句话:如果你是去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全世界都会来帮助你。”张永将说,他曾经在警校负责了4年警务技能训练,后来又当了2年警察,之后担任公安网的情报分析师,接触FBI的情报分析工具,为公安部、各地公安机关等情报中心提供情报分析和规律总结。
    在CCSER诞生之前,张永将被媒体广为报道的身份是“儿童防侵害教育专家”,因为他的生活中有一个固定部分是为北京当地一些关注儿童安全的家长定期培训,差不多每周他都会在一个家长群做分享。他日益发现,中国家庭的孩子安全教育普遍存在局限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这类泛泛的教导,都是教孩子防范。但防范其实是没有止境的,你不可能奢望通过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而把他变成‘钢铁侠’。儿童的安全除了自保,更需要成年人的努力,去降低儿童所处环境的整体风险。从那时开始有了‘建立一个全员响应平台’的设想”。
    为了形成一套有效的响应机制,预警平台做了不少前期调研工作。比如和“微博打拐团”沟通,了解到打拐信息会出现“名字一样、照片不一样”的情况,决定要把实名、统一发布、档案作为关键词。
    又比如,微博、微信的诸多转发,在转的过程中经常有“数据损耗,真实性产生偏差”的情况,预警平台决定要使用点对点的发布,确保直接、可信。
    一线办案积累的经验证明,对于寻找失踪儿童而言,时间是最大的敌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呼吁“转发就是力量”,但在张永将看来,这显然走偏了。“很多人随手转发,觉得自己做了好事,但人人都是希望别人能看到,殊不知自己都没有抬头看。我认为在第一时间抬头看一看才是力量。”一位参加过张永将家长群的母亲表示,她在一个有着400多位家长的家长群听过张永将20多场深入的讲座,从案例到分析方法,受益良多。“了解的人是理解的,响应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位母亲说。
    要减少公众的恶意揣测
    事实上,在这个预警平台推出之前,基金会组织法律、公益等相关领域的专家讨论过多次。加上张永将此前在公安体系内的经历,他们把预警平台的信息填写设计得颇具专业性,但恰恰是过于专业使得质疑声颇盛——
    首先是“热情”的粉丝发现,在这个平台上,作为“家长”和“志愿者”两种身份注册,速度都奇慢无比,有人注册的时间甚至长达4小时。与此同时,需要填写的个人资料又过于详细,涵盖家长姓名、孩子姓名、家长和孩子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多项细致信息,不免使人关心起隐私泄露的问题。
    回头看24小时内上演的这场“反转剧”,张永将觉得自己知道“卡”在哪里。他坦言,设计这个平台,更多地是从专业角度在思考。“最直观的一条,是产品过于复杂,不符合互联网产品的标准,这引发了网友的猜测,包括对于隐私的担忧。”
    事实上,张永将介绍,平台用的已经是国内安全级别最高的供应商,“银行体系也用的是这个供应商,公众不会对银行产生怀疑,但会怀疑我们,这终究还是涉及到公信力”。也因此,在这一轮的升级改良中,平台会综合考虑各方理解,着重以一款互联网产品的思维来做改变,减少公众的恶意揣测。
    “未来,这个平台会通过一个手机APP客户端,将孩子的基本档案进行录入、存储,当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一键将孩子基本体貌和走失当时的衣着等特征,连同照片、语音上报给公安部12110短信报警平台,同时将这条信息以30分钟内1公里/分钟、30-60分钟2公里/分钟、1-3小时5公里/分钟、3小时以后17公里/分钟的速度,发送给最靠近孩子走失地点的APP用户和微信用户,有效调动群众力量保护孩子免于失踪,自动得出儿童丢失找回率、最佳寻找范围、最佳寻找时间、高发区域、高发年龄等。”张永将说。
    他山之石“美国安珀”
    CCSER从发布开始就被贴上了“中国安珀警报”的标签,但很多人质疑,“美国安珀警报”是由政府执法机构发布,但“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由用户自行发布。
    “1996年,一位名叫安珀·海格曼的9岁女童在美国得州阿灵顿被绑架并杀害,凶手一直没有找到。1998年,儿童警报基金会建立第一个基于小区警报通知系统,2000年国会决议鼓励全美加入,2001年NCMEC (全国失踪儿童网络)加入推广,2002年联邦通信委员会为其背书;2003年,国会通过法案,由司法部设专门机构协调全国各地的安珀警报并提供联邦资金;2005年,全美50个州建立安珀警报系统;2013年该警报可通过无线紧急警报自动向手机发送信息。同年,56%的被解救案件中是因为绑架车辆被民众或执法部门认出,一部分绑匪听到安珀警报后,自动释放了被绑架儿童。到了2014年,Google地图加入、big搜索加入,2015年Facebook加入、uber加入。”张永将说,放眼全球,除了美国,荷兰、爱尔兰、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全世界22个国家都有类似的联动发布系统,且这些系统建设基本都是从民间的实践开始的。
    他用一个具体的例子解释了CCSER的运行流程——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群众觉得身边“似乎有人贩子带着小孩”,不一定就能将其扭送公安机关。作为警方,有权调查、怀疑,但个体并无权限制他人自由。“这个预警平台可以解决热心群众的这个难题。”原来,预警平台通过和公安部全国身份证信息核验中心联网,核验了家长、孩子的身份真实性,一旦家长发布信息,平台会在第一时间和公安系统对接,这就意味着已经在当地公安系统备案,热心群众就有了将不法分子扭送公安局的依据。
    所以,在这个预警平台中,信息是由作为第一监护人的父母来发布,群众则是在最大范围内响应,自愿互助。
    当然,张永将不是没有想过按照美国的路径来发展“中国安珀警报”,但“互联网+”是一个契机,可以把美国“基于移动互联网和定位功能”的“未来之路”作为切入口,再反推这个平台去完成基础性的设置。
    “现在,美国儿童失踪找回率已达约97.7%,但中国失踪儿童总数未知,走失找回率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数据。还有一个现实的情况是,中国有661个城市,总共1636个县,就算平均一个星期走完一个县,走完全中国需要几十年,正因此,中国迫切需要一套符合国情特点的儿童失踪预防系统。”张永将说:“其实,关注失踪儿童的话题在‘两会’上屡有提及,但因为缺少本土经验,所以没法进一步讨论。第一步不迈出,平台就不可能在中国启动建立。我希望能在前进中发现问题、反思问题、解决问题,建设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且行之有效的儿童丢失快速查找机制。”
    在坚持中获得信任
    “在北京四环以内,人们感受到的安全感会比在六环高,我们会说四环以内警察多。但实际上警察并不是成天在抓坏人,而是对犯罪空间形成‘挤压’。”张永将认为,导致儿童失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拐卖,也有的孩子是自己离家出走,或者农民到大城市里去打工,对孩子疏于监护……所以,我们不该一味担心走失这件事,而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孩子能回到父母身边,挤压针对孩子的犯罪空间。”
    打个比方,如果同样一笔钱,可以通过抢银行、抢行人和抢孩子贩卖这3种途径获得,而对于贩卖孩子的监控在这三者中处于最高级,那就会使得不良分子的目光从孩子身上转移开。“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的价值就在于此。”当记者就这个案例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瑞昌请教时,他指出,预警平台存在一个名称和功能上的拔高。“按照这个平台目前的功能,它更多承担的是信息发布平台的功能,而非信息预警平台。这可能是民间机构在创办的时候对有些问题没有考虑清楚。”
    但他同时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这样一个项目。“一是做这件事在现实中的确需要,二是‘互联网+’的精神,会对找孩子这件事产生新的线索。从国际惯例来说,此类公共事务中政府与社会机构甚至企业的合作,已经成为常态,比如地铁安检,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对于信息安全性的质疑,李瑞昌认为需要国家出台政策加以规范。“电信、银行这样的单位也知道我们的信息,但他们怎么用,国家是出台政策的,那对于公益行业,这一点同样很重要。”
    此外,美国安珀发展至今,有庞大的数据库,所以对于信息准确性的认定会比较高。但在CCSER中,如果家长提供的信息是虚假的,那责任归谁?如果平台无法提供官方验证,那作为信息发布平台是可以的,但作为预警平台还是存在不妥之处。“目前,拐卖、丢失、走失儿童时有发生,公安部做了一个数据库,每年也在查找,但没有向社会公开。而要做好这个项目,需要机构和政府信息的联动。”李瑞昌还提醒道,非婚生子、超生孩童这类人群,由于没有户籍,往往是更易产生失踪风险的群体。
    对于未来道路,李瑞昌觉得预警平台所要做的就是在坚持中获得信任。“坚持的时间越长,公益的性质日益显现,还可尝试进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平台。”
    “互联网带来质疑,也同样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这个时代,只要是真心做公益,越来越多的人会提供帮助。”李瑞昌说。□
数据统计中,请稍等!
网友评论
最新评论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更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