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递补的中央委员们

2014-11-21 00:00  来源:《新周报》  作者:  共有评论

    不久前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递补马建堂、王作安、毛万春为中央委员,补齐因李东生、蒋洁敏、杨金山落马带来的中央委员会缺额。递补中央委员这一形式,其实折射了几十年来中共党的建设、反腐廉政、新老交替、干部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要变迁。《新周报》刊文细数了那些年递补的中央委员们。
    七届七中全会:建国后首次“递补”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后召开的首次中央全会。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七大”与“八大”期间,无论是中央委员还是候补委员,均按得票多少排序。这与现行的中央委员按姓氏笔划、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序不同。
    自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至三中全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共有4个缺额。1946年4月8日,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王若飞、秦邦宪(博古)等乘飞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坠机遇难。1946年7月,曾任八路军第120师政委、晋绥分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的关向应在延安病逝。还有一位特殊人物是陈潭秋。这位中共“一大”代表,1939年任中共中央及八路军驻新疆代表,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监禁,次年9月遇害。由于消息隔绝,中共“七大”他被缺席选举为中央委员。
    因此,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增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当时,这四人在中央候补委员排名前四。廖承志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稼祥任外交部副部长、驻苏联大使,陈伯达任毛泽东秘书、中宣部副部长,黄克诚是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以后的若干岁月里,这四人都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命运际遇沉浮,各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七届三中全会对补充中央委员的程序用词是“增补”,而不是“递补”,但实际上其方式与递补没有区别。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共有44人发言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次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4月举行的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议,将二人开除党籍。
    由于高岗、饶漱石被开除党籍,加上1950年10月病逝的任弼时,中央委员缺额3人,1956年的七届七中全会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中央委员。此时的用语已经改成了 “递补”,而不再是“增补”。王首道时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交通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邓颖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陈少敏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纺织工会主席。
    八届期间两次正常递补
    1956年“八大”选举的中央委员,沿用“七大”的方法,依然按照得票多少排列。前十位依次是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七常委,排名全部位列前十。作为反面教员的陈绍禹(王明)依然被选进中央委员,排名垫底。
    “八大”时期首次递补中央委员是在五中全会。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举行的“二次会议”。此次大会之前,八届四中全会于当月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为大会作了准备。大会增选了25名中央候补委员,这也是中共首次增选中央候补委员,25人后来有王任重、汪锋、方毅、张劲夫、韩先楚、张爱萍、姚依林7人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
    大会召开期间,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于5月20日病逝。在此之前,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已于同年2月逝世。
    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5月25日,八届五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由于赖若愚、黄敬逝世,全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前两位杨献珍、王恩茂为中央委员。杨献珍时任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不久担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王恩茂时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同年10月自治区成立后,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协主席。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举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一次会议。
    自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先后有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罗荣桓、柯庆施、刘亚楼等6位中央委员病逝,其中,林伯渠、罗荣桓、柯庆施3人还是政治局委员,都是在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将中央候补委员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6人递补为中央委员。
    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非常”增补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举行八届十二中全会,十二中全会的名义是“扩大的十二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因为是“扩大的”中央全会,因此,本来只有列席资格的“中央文革”成员、党政军负责人都被“扩大”进来,成了“出席”者。
    本来,在“八大”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许世友、陈锡联尚属靠前,分列第14和第18位,而刘建勋、韩先楚还是八大二次会议才补选的中央候补委员,如若按照正常的递补程序,轮不到他们。但当时许多高级干部已经被打倒。比如在候补委员排名第九的军委办事组组长、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本是第一顺位人,但杨成武1968年3月被作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集团”首脑被打倒。因此,十二中全会未用“递补”,而使用了“增补”字样。增补的10位中央委员绝大多数就是当时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他们是: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刘子厚、吴德、李大章。
    后来,在1969年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排在前三位的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吴德则是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时隔25年重启“递补”
    此后,从“九大”到“十一大”,由于其间很长时间政治生活混乱无序,连续三届未予递补。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进行了两次超级“增补”。在其后的十一届五中、六中、七中全会上,对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多有变动,但这几次会议再未增补中央委员,未对中央委员会进行调整。
    从1982年9月的“十二大”开始,中央委员会的排名规则发生改变,即:中央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中央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十二届二中全会举行,由于杨勇、廖承志两位重要的高级领导人病逝,全会将中央候补委员前两位即邮电部副部长杨泰芳、云南省德宏州委书记郎大忠(傣族)递补为中央委员。此时,距离上一次 “递补”即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递补”这个词再度出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历史上。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三委成员做了大规模调整。原本是中央候补委员的胡锦涛、尉健行、钱其琛、李铁映、邹家华、周光召、叶选平、宋健等人,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中央委员。丁关根、迟浩田、贾春旺、傅全有等人则直接增选为中央委员,没有经过候补委员这一级。此次会议增选的35名中央候补委员中,包括了李长春、吴邦国、贺国强、吴官正、刘云山等人。从这些名单可以看出,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后来中国政局的深远影响。
    从1987年至1992年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期间,共计举行了九次中央全会,累计有7位中央候补委员得以递补。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开始,“遇缺即补”成为制度性、规范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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