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变迁:历史上的中共四中全会

2014-11-11 00:00  来源:《博客天下》  作者:韩福东/张晓强  共有评论

    10月20日到23日,作为中国共产党8668.6万名党员中的300多位核心成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齐聚北京,参加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经过一年多大张旗鼓的反腐,相关的人事变动,也成为重要看点。历史上四中全会的核心议程究竟有何脉络可循?确定本届四中全会核心议程的背景又是什么?《博客天下》刊韩福东、张晓强的文章梳理了其中详情。
    “依法治国”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最早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提出,配套的还有著名的四条解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去年11月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依法治国”被重提,表达方式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将“依法治国”作为会议的主题,在中共的全会历史上还是首次。考虑到近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以及执政者对贪腐的高度不容忍态度,此次全会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期待。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王长江告诉记者:“过去四中全会有几次是专门讲党建,这一次之所以显得不同,可能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法治还不是很健全,超越法治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故有此针对性的主题呈现。”
    自1921年建党至1927年五大召开,6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党代会召开了5次。“五大”正式建立了中央委员会,但因当时正处于国民党清共的紧要关头之下,无法召开中央全会;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六大”召开,党代会之外的中央全会才成为通例。
    只是革命年代,中央全会的召开时间和频度,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以四中全会而言,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和七届四中全会(1954年)间隔了23年;新中国建政后,因受“文革”影响,九大和十大都没有召开四中全会。
    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每届中共四中全会的时间和主题才逐渐出现了一定的规律性。
    六届四中全会:人事变动和路线之争
    中国共产党从六大之后才开始召开中央全会。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一个支部。在共产国际的米夫的把持下,27岁的王明成为中共领导者。
    “六届四中全会是很不成功的会议。尽管它是合法的,但是在党内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对记者说。
    “六届四中全会上,李立三因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而下台,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得罪了苏联。苏联认识到,中共自己产生的领导人不能够很好地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那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人——比如王明和博古,开始受到重用。在米夫的把持下,召开了四中全会。”罗平汉说。
    现在回首六届四中全会,最大的看点仍然是人事变动和路线之争。这在当时就不是秘密,甚至在商业化的报刊都有所表现。在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上海《申报》报道称:“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八年冬江苏派与广东派分化后,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党籍,其他重要共党被开除者,如郑超麟、彭述之、尹宽、刘伯庄、李季、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等不计其数。失意分子遂另寻途径,各谋出路。故一年之间,有所谓‘无产者社’、‘我们的话’等组织,共党内部分崩离析,有三大派十八小派之分。”
    《申报》采用的主标题赫然是《中国共产党之末日》。这代表了国民政府执政者的判断,就当时形势而言,面对围剿的中共的确危机四伏,稍有不慎,极可能被扫荡殆尽。
    就党内分裂而言,除了《申报》所提及的陈独秀等人外,尚有其他内讧。最重要的当然是被共产国际所信任的王明,还有中共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以及受到党内打击的何孟雄、林育南等人。
    米夫1930年7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做结论,此后的一些大政方针也“是按照他的意见来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称,会上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四中全会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开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不久,又形成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六届四中全会,瞿秋白、李立三和李维汉退出了政治局,新选王明、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为政治局委员。吊诡的是,在这之后,之前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罗章龙和何孟雄等人也被开除党籍或受到“无情打击”。
    毛泽东时代的两次四中全会
    七届四中全会和八届四中全会是在毛泽东时代召开的。没有九届四中全会,也没有十届四中全会。党代会和全会的不正常状态,是那个混乱社会在最高层的缩影。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2个月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也在上海被捕,同样叛变。共产党依然面临着生死考验。毛泽东在此后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
    “六届四中全会并未有排挤毛泽东,他还是中央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之后,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来到了中央苏区,毛被排挤,但仍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也在共产国际的指定名单内。这是他五大以后第一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罗平汉说。
    六届六中全会实际上确立了毛的领导地位,他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此后,因为长期的战争,党代会和全会的召开一直不甚规律。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召开时,国民政府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
    七届四中全会是毛泽东提议召开,但他本人因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没有参加全会。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年)中,七届三中全会有专节介绍,四中全会则仅是一节中的一部分,内容仅占三中全会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在党史的口径中,七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性远不如三中全会。“党内分裂”仍然成为此次四中全会的最主要议题。
    七届四中全会贯彻了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不点名批评高岗、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高岗是国家计委主席、饶漱石是中央组织部长,在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他们被毛泽东指控“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年)称,七届四中全会反对高岗、饶漱石分裂活动的斗争,是中共在全国执政后,“为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党内斗争”。
    在这次会议之后,各省相继召开省委全会,贯彻四中全会决议和对高饶反党事件的批评。高岗拒不认错,饶漱石也未认真检讨,后两人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饶漱石则因“被怀疑有包庇反革命等问题”,于1955年4月1日被逮捕审查。
    七届四中全会所遗留下来的遗产,主要就是对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处理。他们被称为“反党联盟”,但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定性有所变化,不再提“反党联盟”,而是“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一次总结。
    综观毛泽东时代,共召开过两次四中全会,另一次是1958年5月举行的八届四中全会。
    “这次全会主要是认可了八大二次会议的议程和向会议提供的一些重要报告。这是一次程序性的会议,在历史上并未产生什么大的影响。而八大二次会议则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八大开了两次会议。这是党代会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罗平汉说。
    九大在1969年召开,与八大间隔了13年。没有九届四中全会,也没有十届四中全会。
    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时代
    从十一届四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人事变动依然是主轴。干部终身制得以废除,中央实现了新老交替。
    十一届四中全会一直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巨大光辉的掩映下,这次全会召开于1979年9月25日至28日,正是新中国创建30周年前夕。这次全会,吸引众人目光的,照例有人事变动。全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增补了王鹤寿、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蒋南翔、薄一波为中央委员,准备在党的十二大上予以追认。这些人大多是此前受过党内批斗的高干。
    此次全会还选举了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农业发展的问题,一直摆在决策层的优先排序,虽然农民的税费与日俱增,问题直到21世纪才得以解决。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炉;但事实上,叶剑英在四中全会上已经代表中央对那段历史做了比较好的评价。”罗平汉说。
    叶剑英则在1985年9月召开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写信要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职务。他因病未能出席会议。当时有100余领导辞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职务。第二年,叶剑英去世。
    十二届四中全会公报高度评价说:“这些老同志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表率行动,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并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全会给叶剑英同志和黄克诚同志写了致敬信,在他们由于健康原因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时候,以全会的名义表达全党同志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
    老人的去职,代表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逐渐松动。中央领导干部年轻化的进程开始加速。相较于人事变动,十二届四中全会所讨论并原则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草案)》,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
    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代表党中央作了题为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接下来的这个时代,是属于邓小平的。
    党代会每5年召开一次,此时已按部就班。全会的召开虽然并未有严格的规定,但亦有规律可循。比较特别的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它在1989年6月举行。
    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这个时候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从党建到依法治国
    从十四届四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党建曾经三次成为主题。但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这个惯例被打破了。
    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形势看上去稳定了下来。它选择在1994年9月底召开。《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对此次全会的描述只是寥寥数笔:“1994年9月下旬召开的党中央全会着眼于‘党的建设’,做出改革干部提拔制度的决定,包括使用民主选举的方法等。全会召开之际正是人们讨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交接之时。虽然没有正式的文件,邓已经指示家人、工作人员和助手,他不再积极参与政治。”
    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香港的《南华早报》即预测道:全会上将发表一份有关经济改革的文件,提出采取“微观经济改革”模式,此种改革将不会改变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现况。
    与其说这一报道失实,毋宁说它是一份过早的预测。在国企改革上,中央高层似存在分歧。十四届四中全会并没有公布这样一份文件,这次全会的主题是党建,但国企改革的确已是箭在弦上,在四中全会后逐步发力,到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它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主题。
    这次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认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全会确定了从现在起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全会强调,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三年目标。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人事变动,全会决定“增补胡锦涛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胡锦涛即将在3年后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十五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及半年,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
    十六大召开后,学习“三个代表”的高潮也来到了。江泽民还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直到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辞职。
    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同样是 “党建”。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全会认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不断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5年之后,2009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同样是谈“党建”。胡锦涛在这次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早在2003年就已提出,现在它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列,证实着法统的延续性和每代领导人持续拥有的创新能力。
    一转眼又到了四中全会。
    连续三次的“党建”惯例,被这一次的四中全会打破了。“依法治国”就字义上而言,较“党建”与普罗大众的关系更为密切。
    回顾中国现代史,无论民众是否关注政治,政治始终都在关注着民众。建立一个法治国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毋庸多言。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域发生令人惊叹的变化。意识形态的争议再起,而反腐的力度则开创“后毛泽东时代”的纪录。在这个氛围下,对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主题的期盼,观察者们别有一番百感交集。
    “最重要的信号是执政党对依法治国前所未有的重视,虽然过去也很重视,但这次重视程度又上了一个高度。而且不仅仅是认识上的重视,专门举行一个全会来讨论这个问题,肯定不是仅仅讲一个大道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谢春涛说。
    他代表的是中共党内研究者的一个预期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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