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革”,提防“极左”

2012-04-21 00:00  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宋学鹏  共有评论

    今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 《联合早报》记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回答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一时间,对“文革”极左思想的提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3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自称左派激进网站“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有之乡现负责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把乌有之乡从“中左变为极左”、“篡夺话语权”,这被媒体称作,在“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乌有之乡发生分崩,内部出现分裂。

    在接受采访时,杨帆谈了乌有之乡内部思想的变化以及他对整个左翼思想发展局势的判断。
    乌有之乡前身是经济学“非主流派”
    记者:您自称是乌有之乡网站创始人之一,那么,在初创时,您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参与创立这个网站的想法是什么?
    杨帆:乌有之乡最初是一个书店,网站是韩德强(时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在2003年创办的。但是从1994年到2003年,在网站创办之前,我们已经有了9年的思想斗争。所以,从思想意义上讲,我是创始人之一。
    我不是网站的创办者,创办是做具体事情的人。但这个事情有9年的思想斗争历史,这个事情主要是我做的。
    记者:这 9年的思想准备,您能大体概括一下吗?
    杨帆:概括说就是我们经济学 “非主流派”,就是“中左”。我们当时是反对“右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些思想论争主要是在经济学领域。
    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一直持续了10年,一直到2004年取得彻底胜利。这10年,实际上是我们作为“中左”的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一场斗争。
    乌有之乡成立是有 9年的思想斗争的历史和这些人参与的,是早有基础的,所以不能割断历史。当然,具体做事是范景刚(乌有之乡网站创办人之一)他们做的。但参与这个网站是有一些固定学者的,参与学者的主体部分就是
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所以,乌有之乡思想的前身我认为是经济学“非主流派”和几个文化学者。而且前期的东西,我是起着主要贡献的。
    记者:您在哪些方面起到了作用?
    杨帆:就是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在经济学上反对新自由主义。
    最早是1994年,我和左大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一起支持朱?基搞宏观调控。后来1998年,主要是我和余永定一起反对亚洲金融危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件事就我们俩人敢说不贬值。我是经济汇率专家啊。
    2000年,中国加入WTO前后,我们提出国家安全,就是中国的经济安全。2003年反对张五常和 2004年通过网络反对用权力瓜分国有资产。后来,高粱(学者顾准之子,经济学家)他们提倡战略产业,等等,这些全都进入中央的决策,而且为社会所公认。所以说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创办了乌有之乡是一点错都没有的。在乌有之乡成立之前,思想和人脉的基础都有了。
    韩德强找我们成立书店的时候,我们的斗争已经有七八年了。韩德强是晚一辈儿,所以他们不尊重我,我是很生气的。我现在出来教训他们,是以创始人的身份教训他们,我是有资格教训他们的。
    我和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是不是为“文革”翻案
    记者:乌有之乡网站创办后,您觉得它什么时候开始远离经济学“非主流派”?
    杨帆:乌有之乡到2005年、2006年已经很有影响了。2006年,来了一个“三种人”(“三种人”指在文革时期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他整天在那里讲,后来讲“文革”,越来越不像话,我坚决把他赶走了。
    记者:但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曝出您和乌有之乡之间的冲突,被认为是重庆发生了系列事件后,乌有之乡左派内部分裂和摆脱之争,您怎么看?
    杨帆:我和他们进行了很多斗争。我在我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讲我在 2011年是怎么批判极左的。这个过程中,我请了很多人来谈,我写了好几万字的东西,一步一步的,对他们的批评越来越厉害。
    我说,如果你们再这么干会成为历史闹剧。因为“文革”是一场悲剧,那时候大家还是很真诚的、很努力的,但是就是错了。这是一场历史悲剧,如果现在再搞就不是悲剧,就是闹剧了。
    我这是用黑格尔的话来讽刺他们。黑格尔说过,凡是历史事件会在历史上出现两次,一次是悲剧的形式,就是把有价值的、崇高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在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还要演一回,就是一出小丑戏,就是历史闹剧。
    所以,现在谁要再说我见风使舵,我是不客气的。
    记者:就是说,您在乌有之乡内部一直有争论和交锋?
    杨帆:那当然了。
    记者:那有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彻底决裂?
    杨帆:彻底决裂,去年7月份基本就决裂了。在这之前的一次重大交锋,是 2006年对待“三种人”的那次。我告诉他们说,这个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因为底线不能放弃,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我们是一致的,或者骂美国,可以骂得很过分。这些事情都好商量,都是爱国主义立场。但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一件事就是不能为“文化大革命”翻案。这绝对是不可以的,我说的非常坚决。
    后来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来了就赶不走了。形势也变了,他们也不听我的了。后来极左的人就越来越多,慢慢的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了,其实就逐步地把我边缘化了。
    去年7月我和张宏良开会吵了一次,会后我分别和他们谈了话,谈了不止一次,但他们都不听。这反而激怒了我,我是创业的元老,特别是在前期和中期几个重大的事都是我策划的,使得事业取得胜利,说实在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记者:您跟他们的根本分歧,就是在对“文革”的看法上吗?
    杨帆:这个可详细看我博客中对中左和极左的区别。我们根本不存在个人的恩怨和个人矛盾,不像韩德强说的,我是什么爱听谁的话就跟谁好,不爱听谁的话就不跟谁好。说这种攻击的话,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都想掩盖真正的斗争内容。但不能对我的人品进行攻击啊。
    我坚持的有两条:第一条,中左和极左的区别就是不能给“文革”翻案;第二条,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念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出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释,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能用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去概括、解释。现在大家对中国的问题,包括右派,都认识的很清楚,区别是用什么样的理论去概括。极左派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搞了资本主义、搞了私有化,产生了腐败,而且有美国的阴谋、西化和分化,这样讲就等于否定了30年的改革开放,所以用什么理论来概括是重要的。
    刺激极左思想崛起的主要因素
    记者:现在整个社会对“文革”的错误都有共识了,但温家宝总理还是强调说,“文革”有可能重来。根据您所经历和观察、思考到的,您觉得极左思想在这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机遇和环境是什么?
    杨帆:这是从2005年开始的,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极左的发展。
    第一点,就是 2004年我策划的 “郎顾之争”(郎咸平和顾雏军之间的论争),这次论争彻底打掉了极右派,赢得很彻底,这实际上是中左思想的胜利。后来,我们在修改物权法取得胜利以后,右派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这时左派就开始出现骄傲情绪,就是因为赢得太彻底了,左派不成熟,开始骄傲自满。
    这时候就出现了左派理论家,用极左理论来概括,把这事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而且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样就把功劳弄到他们身上。
    2004年,这场斗争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这相差很远。这些僵化的极左分子出来篡夺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领导权,来篡夺我们的话语权和侵占我们的胜利成果,也排挤我们。
    第二点,就是新左派的崛起。他们从国外留学回来,把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介绍进中国。他们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经过几年的努力,很多人都受到重视。
    新左派实际上是引进西方左派的理论,但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他们片面强调“中心”和“依附”论,说中国这 30年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国际市场,被国际资本控制,等等,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第三点,就是国内外的因素,即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而中国崛起了,所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大家都有点欢欣鼓舞。奥运成功了、GDP世界第二了,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要搞了,用不着搞民主了,这些都是新左派说的。
    由于美国和金融危机造成的中国相对的崛起,就让左派觉得美国不行了,中国现在什么都挺好。
    第四点,重庆模式的刺激,关键还是这一条。重庆模式把左派给激发起来了,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三派把极左的因素集中到了一起,所以去年下半年极左有一个突然崛起的态势。
    确实很危险。所以,我和他们也进行了很多斗争。
    走向理性的民主法治道路
    记者:您觉得经过今年这一系列事件,中央和舆论对极左的否定,这给中左和左派带来什么影响?
    杨帆:现在左派的状态,我很失望。因为去年极左绑架了整个左翼,到现在还没纠正过来。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是要赶快认错检讨,承认失败,自己要起来清除极左,包括清除极左的人和思想。现在,整个左翼还是被极左绑架而不能自拔,这样下去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我已经把路指出来了,大家应该清除极左思想。我们把左派定义为社会主义者,是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和右派去争论,坚持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加爱国主义,再加民主。必须加上民主、法治,左翼要回归到这个路线上来,这样中国的左翼还有存在的价值。当然,只要世界上有资本、有美国、有两极分化、有腐败、有弱势群体,左翼思想就有存在的价值。
    但是,第二个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极左继续控制左翼。这样的结果就是整个左翼的运动都会受到重大挫折。
    我呼吁广大拥护社会主义的群众放下包袱,清除极左,走向理性的民主法治道路。
    (摘自《法治周末》宋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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