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达38年的对华“摸底”大调查

2016-10-01 00:00  来源:《文汇报》  作者:黄春宇  共有评论

    日本对中国的“关注”,历来兴趣盎然。其中卷帙浩繁、数量巨大的“满铁”调查资料,即可为实物铁证之一。所谓“满铁”调查,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极其详尽的“摸底”工程,其策划之详备,组织之严密,队伍之庞大,投入“血本”之多,历时之长久,涉及之全面,触角之深入,“成果”之海量,可说是世界之“最”。
    代行国家职能
    推动并资助 “满铁”调查开展的是组建于1906年的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 “满铁”),其形式上是一家股份公司,但本质上是日本的侵华大本营,并且根据日本政府特定法令设立,代表国家意志,代行国家职能。从铁路与煤矿的经营起家,发展到拥有70多个公司以及旁系机构,“满铁”就像一趟隆隆驶过的超级列车,监控运行与分析数据的就是调查部——如果换个说法,这个所谓的“国策机构”类似于现在常说的智库。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满洲经营唯一要诀在于:表面上经营铁路,背地里实行百般设施。”“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被视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殖民地“经营家”,其推崇的一条经验是要重视情报调查工作。最早的调查部规定了三项业务,分别是一般经济调查、旧习调查与图书保管,后藤新平邀来法学博士冈松参太郎担任理事,这位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也因此成为“满铁”调查事业的“奠基人”。
    “满铁”调查部一开始关注的是“经营满铁所需要的旧习调查及关东军事地志”,后来随着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宽,工作内容又涉及社会调查、情报搜集、政策研究,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军事,全都是调查目标。学者杨觉勇进行过统计,“满铁”调查前后完成了6200多份调查资料。
    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解学诗在《评满铁调查部》一书中指出:“满铁”调查机关可以分为三类,即一般调查机关、社业调查机关、科学技术研究试验机关。各类调查机关及其隶属关系随着“满铁”机构的不断调整经常变动,但三种类型始终如一,而三者间的活动界限也不是绝对的。值得一提的是,自成体系的情报部门、专以亚洲和世界为对象的东京“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被称为日本现代化调查机关的楷模)、“满铁”公所和事务所因其共有的调查属性,也应归入调查机关的阵营。“满铁调查”机构虽名称不同、职能各异,但专门调查机关一直在运行。在“满铁”本部,继调查部后出现的是调查课,到1932年撤销;接替的是经济调查会和产业部,在1938年让位于调查部,次年扩大为大调查部;1943年又改为调查局。
    “满铁”调查员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所学的专业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商业、工学、农业等。在他们中间,不乏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有一种说法,在“满铁”调查部任职的人员当中,仅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学生就有百余人,大部分人担任重要职务或作为业务骨干从事调查工作。京都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等高校的毕业生也不少,一些人甚至还有海外留学经历。进入“满铁”,任何人都必须参加“汉语”考试。
    随侵华扩展而扩展
    1933年5月31日,随着“塘沽协定”的签署,“满铁”在华北地区的调查不断升级,而作为这个时期的智囊,经济调查会在华北最重要的调查活动之一就是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担任中国驻屯军顾问的伊藤武雄是该项目的负责人。
    “满铁”在华北地区开展的另一项大规模农村调查是属于“中国惯行调查”中的“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一份调查部的内部文件阐述了调查的意义和必要性:“成文法不一定能在一般国民生活中被遵守”,而所谓“惯行”是指“给中国社会以秩序并构成社会准则”。如果日本不能正确把握这一点,那么“便不能指望以中国社会为对象而考虑制定的各种政策是否会顺利推行”。由于惯行并非一成不变,因此还要找出其发生、演变的“社会经济根源”。“法律性惯行”是主要调查对象,即“中国原有社会中成为社会规范的并由该社会统治力量定型化了”,这是“历史、社会和经济的产物”。“满铁”设定了六大调查项目,分别是土地法、财物法、债权法、商事法、人事法、自治制与特殊事项,就设定的细目(人的行为能力、阶级、家庭、婚姻、财产继承、职业社团、金融制度、劳动法等)来看,涉及了社会、经济与历史诸多方面的调查研究。
    1939年与1940年,随着日军侵华的推进,“满铁”在华东地区还进行过两次农村实态调查。第一次,由17个调查员与6名译员组成三个调查小组,分别调查了嘉定县石门岗镇的澄塘桥与丁家村(江南棉区型)、太仓县直塘镇遥泾村(亦工亦农型)、常熟县虞山镇严家上村(半农半渔型);第二次,同样是三个小组,调查了松江县华阳镇薛家埭与何家埭等四村(商品粮生产型)、无锡县荣巷镇小丁巷与杨木桥等三村(亦农亦蚕型)、南通县金沙镇头总庙村(手工棉纺织型)。两次调查整理的报告都编入了《上海满铁调查资料》,陆续在上海出版。除了东北、华北与华东,“满铁”的调查范围还包括新疆、内蒙古、湖北、广东、海南等地区,调查内容涉及区域经济概况、自然资源与社会人口等。
    情报价值与研究价值
    如何看待“满铁”调查资料?其“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农村金融学等学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一些调查项目所包含的时间深度,甚至可以上溯近百年来的变化。”学者曹幸穗为“满铁”调查资料概括了三个特点:其一,“满铁”农村调查多数是以自然村为单位,以村户为对象,具体而全面,而旧中国其他中外学者或政府部门所作的类似调查则只能提供笼统的累计数字;其二,“满铁”调查采用了现代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模式,有一套设计严密的调查程序、内容和方法,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类型的农村资料具有很高的统一性和可比性;其三,“满铁”的调查班子由各个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深入一线实地调查的人员多半是学有所长、训练有素的高级学者。
    与之相应,“满铁”调查的三大硬伤:首先,“满铁”的调查活动无论是内容还是地点,都与日军的情报搜集直接有关,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无数罪恶的一部分;其次,“满铁”的农村调查在日军的武装护卫下才得以实施,村里的群众对调查人员普遍怀有敌意,并进行各种反抗和抵制,而依仗武力胁迫得到的调查结论难以避免失实和搪塞的成分;再次,“满铁”调查是在日军占领区内进行的,不管调查人员多么努力地追求“客观”,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战时资料,并不能完全反映旧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真实面貌。
    “在侵华战争中,满铁调查总部经常出现在战场的第一线,为军方的决策和调查而献身。”石堂清伦在 《十五年战争与满铁调查部》中写道。毫无疑问,“满铁”调查机关是近代殖民侵略史上的情报机关和特务系统之集大成者,从“满蒙”综合调查时期起,到九一八事变和侵占中国东三省,再到七七事变和侵占华北,直至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及战败,它在近代侵华史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何批判地利用 “满铁”调查资料,解学诗的看法是:把这种出自侵略“国策”需要的调查资料美化为“纯学术性”,人为地加以炒作,甚至将其特意精美包装,当成是名篇巨著,不会给真正的民族文化带来光辉。自然也无须因为是出自“满铁”的调查资料而报以冷眼,它也是那段沉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笔数量很大的文物。
    (摘自《文汇报》黄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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