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文学与政治之间

2016-09-11 00:00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韩戌  共有评论

    1927年7月23日,一个名叫沈雁冰的年轻共产党员,怀揣2000元支票,从汉口登上了前往九江的日本轮船 “襄阳丸”号。此次奔赴九江,他肩负着一个连自己也不知道的惊天任务——为中共秘密筹划中的武装起义输送经费。船到九江,与沈雁冰接头的是董必武和谭平山。董必武告诉沈雁冰,他真正的目的地是南昌,但现在九江到南昌的铁路已经被切断,让其先去买票,如果确实无法前去,便回上海。沈雁冰到车站后发现,果然已无票可售,遂在他人的建议下先到庐山牯岭,再伺机翻山前往南昌。然而,从牯岭到南昌的路恰好在前一日中断,沈雁冰便滞留在牯岭。第二天,他竟一病不起。卧床七八日之后,忽然听到中共在南昌发动起义的消息,才知道他手中2000元支票的真实用途。此时的沈雁冰再前往南昌已无意义,痊愈后立即下山直接乘船返回上海。途经镇江时,国民党军警发现沈雁冰没带行李,只有2000元支票,形迹可疑,欲行拘捕。沈雁冰急中生智,将支票塞到军警口袋里,幸被放行。从此,沈雁冰为避免国民党的通缉,自动脱离中共组织,并化名“茅盾”,开始以自由撰稿为生。
    革命先锋与出版社小职员
    沈雁冰,本名德鸿,1896年7月4日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的富裕家庭。沈雁冰幼年入家庭私塾,少年时代赶上废科举改学堂的潮流,遂成为乌镇第一所新式小学的学生。其后,他入湖州中学、嘉兴中学读书。此时嘉兴中学的校长和老师许多人都是革命党人,师生之间畅谈“平等民主”是为常事。如此耳濡目染,给沈雁冰的内心播撒下革命和反抗的种子。
    民国建立后,地方保守势力继续当权,学校的自由之风反而受到压制。作为曾经感受过革命氛围的沈雁冰当然不能容忍,公开反对保守的学监,并酒后到学校闹事,最后被学校开除。离校后,沈雁冰转学到杭州的私立中学,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民国初年,一般大学都有预科之设,学制二到四年,结束后可以升入本科。不过,那时的北大,毕竟不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保守势力居多。预科毕业后,沈雁冰无意升学,南下上海,来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沈雁冰最初的工作是给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校的学生改英语试卷,其后改为译书,即从西方出版物中选取一些片段进行翻译。再往后,他开始担任《学生杂志》《小说月报》的编辑。
    当时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沈雁冰不免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成为沪上反对鸳鸯蝴蝶派急先锋。同时,沈雁冰还参与发起了著名的“文学研究会”,在当时的新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经过朋友介绍,沈雁冰认识了到上海出版《新青年》的陈独秀。1920年7月,陈独秀领衔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在李达的介绍下,沈雁冰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
    不过,沈雁冰虽然是第一批党员,却不是核心成员。典型事例是,中共一大召开,沈雁冰不是代表。然而,他却是组织上颇为信任的人。陈独秀在广州期间,以沈雁冰为中央直属联络员,凡是各地组织与上海方面的信件,都以“钟英”的名义寄给商务印书馆,再由沈雁冰来转交。外地地下党员来上海,也以沈雁冰为联络人。国共合作之后,沈雁冰名列国民党上海执委。于是,此时的沈雁冰有两种身份,公开身份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兢兢业业出版各种图书,然而,另一个身份却是挑战现政权的革命者。作为上海市党部代表,沈雁冰有幸作为五位代表之一,参加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沈雁冰被迫回到上海。此时,他的身份已经暴露,商务印书馆赠给他一张股票,将其礼送出馆。从此,沈雁冰成为职业革命者,代管中共上海交通局,仍是负责通信联络工作。在中共的安排下,他又前往武汉,编辑汉口《民国日报》。不久,武汉“分共”,便有了送支票到南昌支援起义的情节。
    文学生涯的崛起与终结
    大革命失败后,沈雁冰取笔名“矛盾”,当然也是内心矛盾的反应。他自述道:“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之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其后,叶圣陶说这个笔名一眼看去便知是假名,给他加了个草字头,成为“茅盾”。当然,茅盾虽然充满“矛盾”,由于多年的党员经历,也无法成为象牙塔中的纯文学家。他虽然不能亦无法回到党内,却选择了一种与用暴力革命改变社会的相似方式,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用文字揭露这个时代的黑暗。
    这一时期,是茅盾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因为失业恰使他摆脱了编辑的琐碎事务。著名的小说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便是他这一时期的杰作。三部曲陆续发表后,成为文坛争相谈论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茅盾这个名字横空出世在中国的文学舞台之上。三部曲获得成功后,茅盾对创作这种史诗性质、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学作品乐此不疲。其后写就的《子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另一部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从三部曲到《子夜》,茅盾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彻底奠定。
    抗战爆发后,茅盾辗转到长沙、广州、香港、桂林等地。此时,他完全成为中共外围的文化人士,行动上基本接受党的安排,主要负责编辑各种左翼文化刊物。期间,左翼人士杜重远邀请茅盾前往新疆活动,因盛世才意欲交好苏联,颇为善待左翼人士。新疆学院遂成为茅盾传播左翼文化文学的舞台,甚至他还传播毛泽东思想,给学生推荐《论持久战》。1940年,盛世才转而迫害左翼人士,杜重远被逮捕入狱,茅盾的处境非常危险。在苏联总领事馆的帮助下,茅盾乘坐飞机逃出虎口。
    离开新疆以后,茅盾决心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去。茅盾是鲁迅的挚友,也是文坛巨匠。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到延安来的统战意义非常重大。毛泽东亲口对茅盾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面旗帜吧。”在中共对左翼文化人的排位中,茅盾可以继鲁迅、郭沫若之后,排到第三位。茅盾准备在延安安家落户,并郑重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不过,周恩来认为茅盾这种影响力大的民主人士,留在党外更加合适,回到国统区作用更大。因此,茅盾回到重庆,但是留下了沈霞、沈霜一对儿女。女儿沈霞是忠诚的革命者,意外怀孕后唯恐影响即将到来的国共战争,主动要求人流手术。由于延安医疗条件差,最后沈霞客死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出任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此种任命并不意外,茅盾文化地位是无可取代的,更重要的是,茅盾虽然一度脱党,但始终是一颗红心向着党。因此,毛泽东亲自召见茅盾提出此事,对他说:“雁冰兄,全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现在想当文化部长的人不少,但我们偏偏选中了你,因为我们相信你,这是全国人民的需要。”据说,茅盾本想到杭州去隐居,搞文学创作,但毛泽东的邀请,让他盛情难却。在这个文化部长任上,茅盾一呆就是15年。
    期间,毛泽东对文化部有过一个经典的评价:“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认为文化系统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不过,这个责任似乎也不用茅盾承担。周恩来曾宽慰他:“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搞好,这责任不在你,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又推崇资本主义文化……”茅盾辞掉文化部部长职务后,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文革”到来,茅盾靠边站了。不过,由于他的年龄和地位,没有遭遇太大冲击。
    1981年3月,茅盾走完最后的历程,临终前最大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遗愿,党中央尽力满足,决定恢复茅盾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摘自《国家人文历史》韩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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