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挨批犹不废红学

2016-09-01 00:00  来源:《传记文学》  作者:周文毅  共有评论

    俞平伯因《红楼梦》研究而遭受大批判最为激烈的时段,当属1954年10月至1955年12月之间。说起来,在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时段,他几乎没有关于红学的文章发表问世。然而,大批判运动还是没有放过他,即便是1955年5月“胡风事件”发生后,依旧是如此。
    也许人们要问:当时,俞平伯本人对遭受大批判是什么态度呢?是接受,还是不服?其实这个答案,连在他身边生活着的最亲热的外孙韦柰都不得而知。
    (一)
    按《俞平伯年谱》记载, 1954年10月至1955年12月,正是他与助手王佩璋校勘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本工作逐渐走向收尾的阶段。照他在开展这项工作之初的做法,他是一有所得所悟,就会随时公开发表,以期引起关注和辨证。然而,直到1956年5月,他终于完成了《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订工作,却还是没有红学方面的文章发表出来,哪怕是一篇短小的随笔、札记。
    人们都以为俞平伯“一遭挨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对红学研究噤声了!
    然而,令人们没有想到的是,1956年5月,俞平伯突然在当月新出版的《新建设》月刊第5期上发出一篇长文:《〈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这篇《序言》本该是出版《红楼梦》八十回本时收在书里用的,但俞平伯却将其抽出先期公开发表。难道他吃苦不记苦吗?
    更有甚者,5月31日,由九三学社主办的《九三社讯》第5号,不仅转载了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的俞平伯的上述文章,而且还为之加了“编者按”“编者按”称:“俞平伯同志这篇《序言》对于《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作者的新的看法,这些看法,我们认为基本是正确的。”
    其实这件事,颇能体现俞平伯的文人智慧。
    因为他提出过:“乐天不忧惧”“唯前进才有生命,要扩展生命,唯有更前进”。这两句话,是俞平伯文人智慧的基础。在他看来,自然规律不会改变,人要善于遵守而不要忧伤恐惧;跟无限的时间比起来,人的物质生命是极其短暂的,因此唯有有所作为才能在精神意义上扩充和伸展生命。有鉴于此,他并没有因为受到举国规模的批判运动而停止了对《红楼梦》的研究,而是顽强执著地继续在红学领域求索。
    与“乐天不忧惧”和“唯前进才有生命”两句话相对应,俞平伯还提出“养拙慎言行”和“勤靡余暇,心有常闲”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他文人智慧的精髓。因为他认为,人不可能永远处于顺境,当人处在逆境之时,就应需要藏锋养拙,这个“养拙”不是“装笨”,简单一味的“装笨”是下策,可能功亏一篑。而所谓的“养拙”,则是与古代政治家所推崇的“韬光养晦”是一个道理。
    当然,这时候国家的意识形态形势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的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除了全面宣传“双百”方针精神外,还举到了俞平伯的例子,并对两年来批判他的文章作了审视。陆定一说: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
    陆定一在报告中提到俞平伯时,不仅把对他的批判从政治运动的层面拉回到学术讨论的层面,而且还特地帮他开脱了两年前如《云南日报》所刊《从“孤本秘笈”谈起》之类文章关于他“专恃孤本秘笈”的指责。陆定一指出:“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
    这年年底,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评定俞平伯为一级研究员。所里的党支部书记王平凡说,俞先生评上一级研究员,看病、坐车等生活待遇就会好很多,如果放在别的单位,像俞先生这样的人未必能评上这么高级别的职称。
    进入1957年6月,反右运动已经开始。然而,俞平伯却仍然不惮谈论《红楼梦》。
    当月19日,他在《语文学习》第6号上,发表了一篇类似答读者问式的短文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里板儿的辈分和青儿、板儿的关系》。由于提出问题的读者,分别是吉林、山西的两位中学老师和安徽的一个中学教研组,所以,他应该刊之约回答了读者的问题。
    1958年2月,俞平伯校订、王佩璋(出版时署名王惜时)参校的《红楼梦》八十回本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四册,即八十回本上下两册,附《红楼梦后补四十回》和《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各一册。这样一套四册有分有合有说明的《红楼梦》版本,既符合了普及古典文学的需要,也适应红学专业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研究的需要。因此,该书发行以后,受到普遍欢迎,人们称之为“俞校本”,书市上一时洛阳纸贵。
    1959年是开展反右倾运动之年,俞平伯似乎依旧无视政治风云的变幻。
    在6月25日《北京晚报》上,他发表了一篇随笔《“不当家花拉的”》,对《红楼梦》里二十八回和八十回里各出现一次的北京俗语“不当家花拉的”进行了考证。仅隔了三天,俞平伯在6月28日《北京晚报》上,又发表了一篇红学随笔《略谈新发见的〈红楼梦〉抄本》。7月8日,香港《大公报》也刊载了此文。在文中,俞平伯首先发布消息:“最近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买到一部一百二十回抄本的 《红楼梦》”“据从前收藏者说,是高鹗手定的《红楼梦》稿本”。然而,经他与现存的程伟元、高鹗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文本比较,就发现了问题。因此,俞平伯怀疑它不是高鹗手定的稿本,而是程、高未刊行《红楼梦》以前约两三年的本子。
    进入1960年代,俞平伯仍然不惮公开评说《红楼梦》。
    他先是在1961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版上,发表了一篇札记《读〈桐桥倚棹录〉,注〈红楼梦〉第六十七回数条》。原来,其时他借阅了苏州乡谊兼挚友、历史学家顾颉刚收藏的“流传甚稀”的清道光时期古籍《桐桥倚棹录》,忽尔对《红楼梦》六十七回里有关薛蟠带来的苏州虎丘玩物有所感悟,于是援笔成篇,并公开发表。
    之后,俞平伯开始在正规的场合发表长篇论文了。
    当年12月1日,他应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甲戌本)之请,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此文洋洋洒洒,一万余字,有文字有图表。俞平伯此文,还没等到中华书局出版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甲戌本)的书,就分两次发表在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一、第三辑上。
    (二)
    再回过头来说,俞平伯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本出版发行以后,大受读者欢迎,各家书店纷告售罄。于是,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重印。重印前,他们请俞平伯重新校阅全书。由于上一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甲戌本)已经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因此俞平伯很乐意重校,他说,正好可以用这一新材料,对照修订一个更符合曹雪芹原创的 《红楼梦》八十回本了。他认为,出版社这是给了他一个好机会。
    尽管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俞平伯重校的时间很紧,但年已63岁的他,还是说干就干,马上伏案工作,只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重校,按时交了稿。
    俞平伯对古籍校勘整理的认真态度,几乎到了一丝不苟的程度,直到他身故以后,后人仍在称道。1996年6月,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再版“俞校本”《红楼梦》,在说明中就称他的这一校本是一个 “典范”“而其方法与理论,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导作用和启发意义”。他“丰厚深湛的古代文化知识与修养”“令人钦佩”。
    1963年6月,俞平伯重新修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市上又一次洛阳纸贵。
    1963年,正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红学界掀起了纪念这位伟大作家的热潮,许多红学家纷纷发表文章对曹雪芹进行纪念。俞平伯也不例外,他专门写了一篇论文《〈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发表在《文学评论》1963年第4期上,旨在帮助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红楼梦》中的女性人物。
    然而,令俞平伯始料不及的,是他这篇文章中有关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对“金陵十二钗”人物塑造方面的观点,与领袖毛泽东的看法不尽相同,于是在此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便成了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条罪状。其实俞平伯在写此文时,哪知道毛泽东对曹雪芹描写“金陵十二钗”有怎样的观点呢?
    1963年也是俞平伯自因红楼梦研究挨批以来发表红学文章最多的一年。 5月25日,他写下一篇长篇论文《谈新刊〈乾隆抄本末百廿回红楼梦稿〉》,发表在1964年 《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上。到了1964年10月8日,俞平伯写下《记“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的批语》一文。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此文当时没有发表,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拿出来,发表在1979年《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期上。
    进入1960年代中期,“政治学习会”频繁举行,以致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时续时断。这些苦恼,他在1964、1965年两年间的多封通信中可以看出。如“我近来开会较忙,文字不免作辍”;如“天热忙于学习,校《石头记》仅至十五回耳”;又如“重校《石头记》须俟学习稍闲,再行续作”。可惜的是,他盼望的“俟学习稍闲,再行续作”,却再也不能实现了。后来进入“文革”运动,他辛苦撰写的一些文章,居然散失再也不能找回了!
    说来也是极为罕见的:俞平伯挨批犹不废红学,居然没有继续带来祸殃,虽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仍然戴在头上,但1964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他的名字仍然赫然在列。这样,自1954年起,他连续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俞平伯继续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意味着毛泽东信中有关“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指示精神,确实得到了贯彻落实。
    进入1965年,俞平伯仍然就红楼梦研究问题与红学爱好者信来信往。然而,就在这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20天以后,11月30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从那时起,直到1978年,俞平伯在这整整12年时间,对《红楼梦》研究真的不置一词了。
    (摘自《传记文学》周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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