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镜头里的毛泽东

2013-07-01 00:00  来源:《博客天下》  作者:周琼嫒  共有评论

    电话那头,一位藏家通过委托人喊出了34万元,击败所有竞拍者,成为一张20世纪60年代老照片的新主人。从开始到最后落槌,不足10分钟。
    5月10日,华辰2013春季拍卖会影像专场几乎满座,约200人到场。“至少有20位藏家为这张照片而来。”北京华辰拍卖公司影像部经理李欣告诉记者。
    在这张 《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照片里,毛泽东穿着中山装,坐在藤椅上。阳光打在他脸上,他眉头微蹙,双目微闭。他身后,山峦层层叠叠;他脚下,草木繁茂招摇。
    这是1961年夏天,江青镜头里的毛泽东。
    “这张照片估价是3万到5万,卖价比估价高了10倍多。”李欣觉得意外。
    (一)
    1949年以后至“文革”结束,毛泽东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拍摄对象。同时,毛泽东的影像也蕴含了1949年以来几乎所有最先进、最独特的摄影技术和后期制作工艺,并因此成为国内外藏家的首选。
    华辰此前就有高价拍卖毛泽东影像的先例。2007年,一张“毛泽东正面标准像”以72万元的价格卖出。这张表面布有田字格的10英寸照片,当年曾提供给天安门管理处,作为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画像的母本。它至今仍保持着毛泽东影像的最高价格,并成为此类影像的定价参考。
    “60年代的照片都很小”,摄影策展人曾璜对记者说,他用双手比划出—本书32开大小的形状。“这张照片由江青拍摄毛泽东的原版底片制作而出,约20英寸,一般大型展览才用这么大尺寸的照片,很稀有。”
    这幅发表于“文革”初期的照片还采用了手工上色,将黑白照片彩色化,单是这道工序的花费就是当时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曾璜称,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摄影技法的最高水平。
    这张照片,吕厚民最熟悉不过。从1950年到1964年,他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随身摄影师。
    他持有的那本390余页的、名为《毛泽东》的影像册,收录了几张相同或类似角度的毛泽东的照片。
    “这是在庐山上,会议间隙,主席登上了含鄱口,坐在藤椅上休息。藤椅是身边的警卫员搬来的。”吕厚民指着记者带去的拍卖册上的这张署名“李进(江青笔名)摄影”的毛泽东照片说。
    拍卖册的作品简介中写道:“这张照片的拍摄的技术问题,如角度、光线和速度等,受到毛主席随行摄影师吕厚民的指导,由江青手按快门成像。”此中细节,吕厚民已经回忆不起。但是他说:“当时她(江青)从莫斯科养病回国不久,刚开始接触摄影,让我们帮她选景摆角度、对焦距、调光线和速度,是常有的事。”
    江青拍摄的另一张风景照《庐山仙人洞照》还意外获得了毛泽东赋诗鼓励——“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的肯定,点燃了江青对摄影的热情。庐山归来,江青请毛泽东做说客,拜时任中国摄影学会主席、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的石少华为师。初学摄影,江青以投入和用功著称。风光、静物、日出日落、湖面上月亮的倒影,都成为江青摄影的主要题材。
    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记得,为了在北戴河拍海上日出,江青常在凌晨三四点就出去选好位置,还要等有霞光时才拍,如果当天有云雾,她会收拾器材,扫兴离去。
    曾璜认为,有两个女人对提升摄影在中国的地位功不可没,一个是慈禧,另一个就是江青。
    据《北京志·摄影志》记载,清末民间多视摄影为“收人魂魄”的妖术。慈禧则垂身示范,指定专人为“御用”摄影师,拍摄了30多张装饰、体态各异的相片,放大冲印成数百张,这些做法都促使摄影“脱敏”。
    与慈禧的作用相仿的是,同为政治人物的江青推崇摄影,并身体力行地提升了这个艺术门类的地位,使其能够比肩电影、文学、戏剧。“当时摄影地位很低,不会写字去拍照片,身体不错去跑摄影,从中央警卫队退休了没地方去也去新华社干摄影,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当摄影师。”曾璜说。
    (二)
    1961-1965年,作为业余爱好者的江青活跃于专业摄影师群集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其中3年她都是单人入选作品最多的作者。尽管业内对江青的摄影水平多有讥谤,但几位中南海摄影师还是给予她正面评价。为毛泽东拍摄遗像的杜修贤说:“如果抛开性格不谈,就论她的摄影技术,还算不错的。”吕厚民也称:“江青曾是演员,对镜头不陌生,她知道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照片。”
    江青喜用侧逆光。不独这张毛泽东在庐山的坐像,在《月季》、《紫罗兰》、《穿越火障》等多幅作品中,她都通过使用单反照相机来实现侧逆光效果。“用侧逆光拍照,照片中间会偏暗,会被认为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因此当时的摄影师多用顺光拍照。”曾璜解释道。至今,侧逆光的使用仍是摄影中的重要、不失时尚的拍摄技巧。
    除了天然喜好,江青也通过摄影来介入政治,使其成为推行自己意志的工具。1968年1月,这张毛泽东在庐山的坐像作为封面发表在《新摄影》杂志上。这是“文革”期间国内独一份的摄影刊物,刊名为毛泽东手书。它有意区别于“文革”前的“旧”摄影,但仅出版—期就告夭折。刊物第—页印有毛泽东的那首脍炙人口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而封二、封底两幅摄影作品,也被江青—人独占——封二是《庐山仙人洞》、封底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剧照《连长》。
    这本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杂志,被江青用于宣传“文革”。其中一篇《两张照片与两个赫鲁晓夫》的文章,将刘少奇与掏粪工人时传祥握手的照片和赫鲁晓夫与小姑娘握手的照片相提并论,称其勾画出 “两个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反动而丑恶的灵魂”。另一篇批评文艺界实权人物周扬的文章称,周扬 “鼓励闭门造车式的摄影创作”,致使“花鸟鱼虫,臭鱼烂虾,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的臭照片充斥摄影阵地”,“消磨革命人民斗志,腐蚀革命青年”。
    近年来,红色影像成为私人收藏家的宠儿。这个水涨船高的收藏门类包含了一代人对往昔政治偶像的缅怀、对个人岁月的祭奠以及对未来升值空间的获利预期。
    一些艺术界人士认定,毛泽东在庐山的坐像高价成交,是政治过分介入现实。摄影家、摄影评论家颜长江称,艺术价值不足的文物类影像成为拍卖市场主流,是不正常的市场导向。当代艺术作品藏家张海虹对记者说,带有政治符号意味的文物类拍品屡创新高,而一张优秀的当代摄影作品不过五六千美金,八成以上的艺术家依靠国外市场养活,这是市场的病态和投机。“老的东西越来越吃香,藏家把资金都投向老东西,不关注当代艺术品,当代艺术家靠什么生活呢?”
    (摘自《博客天下》周琼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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