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忆述:祖父郑洞国后半生的谨慎与平静

2013-06-21 00:00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刘海儿  共有评论

    1924年春,从湘西大山中走出一位热血青年,他辗转数千里,前往广州,准备投考黄埔军校。为了能参加革命,错过报名期限的他,甚至冒用他人之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谁能料到,当年的文弱书生,10余年后竟成为一代名将。他便是在抗日战场上功绩赫赫的郑洞国。日前,郑洞国长孙、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郑建邦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刘海儿的专访,讲述了祖父晚年的心路历程。
    (一)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应当说祖父都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将领。
    祖父在黄埔系中被称为“长者”,并不是因为他年长,而是因为心胸宽厚,用兵稳健大胆。国共合作分裂后,祖父留在国民党的阵营里,他参加过内战,也抗击过日本侵略者,但我后来整理他的资料时发现,从1933年到1945年,长达10多年的时间中,只有一小段,比如蒋介石围剿鄂豫皖和进攻中央苏区,他参加了。大多数时间,他都驰骋在抗日疆场,参加了几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战役。1933年的长城抗战,祖父任中央军第17军2师4旅旅长,在古北口死守两个月。战役期间,祖父曾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军途中忽闻接防的第83师阵地被日军突破,伤亡惨重,师长刘戡愤而自杀未遂,形势岌岌可危。祖父立即率部连夜返回前线。当他赶到前线时,阵地上尸横遍野,当时晨曦微露,满山都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士兵,祖父手里只有1000多士兵,他急了,脱掉军装,带着一个特务排,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冲。战士们也都豁出去了,就是这股拼劲儿,打退了日本人,赢得了后续部队增援的时间。
    1938年3月,祖父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战功显著,升为第98军军长。之后,他随着部队南撤,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和其他一系列战役,但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还是昆仑关战役。1938年底,祖父任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11军 (后改为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1939年12月,他率部参加昆仑关战役,指挥荣誉第1师承担正面主攻任务,同号称“钢军”的日本第5师团血战20余日,在友军配合下全歼日军第5师第12旅团,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及部属5000余人,一举攻克昆仑关天险。后升任新编第8军军长,率部参加鄂西会战。宜昌失陷后,祖父指挥第8军在长江一线负责防务近两年,击退日军数次大规模进攻。1942年秋,他率部配合战区主力反攻宜昌,歼敌甚众。
    1943年春节过后,蒋介石发来急电,将祖父从鄂西前线召回重庆,任命他为中国驻印度军新1军军长。当时,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罗卓英跟史迪威闹翻了,被史迪威赶走,蒋介石开始物色人选,最终他们想到了为人忠厚、温文尔雅的郑洞国。
    当时的缅甸战场万众瞩目,中国军队在后来的作战中可谓摧枯拉朽,把日本人打得抱头鼠窜。但对于祖父来讲,作为一个军人,却很烦恼。名义上是军长,其实说什么都不算,只能管部队的军风纪律;另一边,蒋介石又给他施压,还得把握这十万大军。史迪威很霸道,什么事都是自己说了算,底下的中国军官,只要是史迪威看不上眼的,马上送上飞机,回国!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祖父在印缅战场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既要千方百计地搞好与盟军的关系,又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尊严和利益,还要顾全大局。好在随着共事日久,史迪威与祖父的关系逐渐融洽,祖父随着史迪威一起参加了缅甸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对日军第18师团的战斗。在密支那战役的关键时刻,祖父受命到前线指挥,最终攻克了这座缅北重镇。1944年9月,他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1945年8月,祖父奉命回国,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
    (二)
    应当说,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转变都有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尤其是祖父,他不像有些国民党的老前辈,早期就跟共产党同舟共济。祖父是在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又非常地信赖他,而祖父从小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熏陶,比如忠臣不事二主,这对他影响很大。蒋介石打内战时,祖父并不同意,他跟杜聿明等人都说,我们好好和平建国不好吗,干嘛还要再打仗,再说在江西时共产党只有几万人,我们费了那么大劲还剿不了,现在他们已经是百万大军了,怎么个剿法?但当时蒋介石及很多国民党将领都信心满满。
    1948年东北内战开始后,那里的战场早已不是国民党的天下。1月,精锐的新五军被全歼;2月,解放军再战辽阳和鞍山;3月,林彪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3月25日,祖父“临危受命”,来到了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祖父被任命为“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他当这个省主席的时候,他的政令出不了长春的城门,外面全都是解放军。守了7个月,这7个月是祖父最难熬的日子,而且越来越难熬,解放军后来越围越死,城里粮食也没了,燃料也没了,十万军队还有几十万老百姓,怎么办?那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到最后,祖父的部属们都动摇了,觉得犯不着给蒋介石卖命,纷纷起义或投诚。
    祖父很少跟我们提及长春围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他曾在撰写的文史资料中说:“我看着天上的太阳,都觉得没有光芒。”长春和平解放后,组织安排他去哈尔滨后方休息,很优待他,住一个小楼,还把继祖母从上海接过来一起住。这个时候,祖父的思想才开始发生转变,他看到他的老师邵力子、张治中,还有同学陈明仁,这么多人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肯定有道理。他开始读《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包括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明白了很多道理。
    1952年,祖父应周恩来之邀,迁居北京。这不是简单的搬家,而是表示他接受了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祖父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还受到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
    这次到毛主席家吃饭,祖父有些战战兢兢。主席很了解祖父的心理,祖父一进屋,主席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迎到门口,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郑洞国,郑洞国,你这个名字好响亮啊!”大家就笑,贺龙、叶剑英他们也在旁边笑。坐下来以后,主席问:“你吸不吸烟?”祖父说吸,毛主席的烟就在茶几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点。主席从沙发上站起来,拿着火柴给他点烟。这个细节,也不是毛主席有意的,他跟谁都这样。但祖父却是百感交集,他能想象蒋介石会给谁点烟吗?祖父在蒋介石面前,那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含糊,毕恭毕敬。这一刻,祖父确确实实感到毛主席和蒋校长不大一样。
    祖父曾在家里学过毛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他没什么基础,学起来有难度。他想求教,就问毛主席:“您的马列主义是怎么学的?”主席告诉他:“当初做工人运动时,开始工人都不理我,我整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里特别痛苦,也着急。后来明白了,脸还是娃娃脸,身上还是学生装,所以工人跟你有距离。一个人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思想转变了,立场才能转变。”毛主席在宴席上的这些话,影响了祖父,从此他开始真正改变立场。
    (三)
    五十年代,祖父不过五十几岁,从前他是那么叱咤风云,而今忽然闲散下来,面对这样巨大的反差,他很平静,而且他把自己调适得非常好。虽然不必按点上班,但平常事情也不少,他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包括民革的、政协的,还有些对台工作,只是不坐班而已。
    他从来没有觉得寂寞,常跟朋友们打打桥牌。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我,还有她的先生周嘉彬是我们家里的常客,几乎每个礼拜都来。杜聿明也老到我家来打牌。杜聿明老两口打牌还耍赖。祖父说:“他是自己的老长官,老朋友,所以不好意思纠正。”可杜聿明女儿杜致礼就在一边说:“爸,你不能耍赖。”后来年纪大了也打不动了。
    1957年,全国开始了“反右”运动,民革的陈铭枢和龙云等被打成右派,祖父倒安然无恙。“大鸣大放”时,中央统战部来了两位处长,希望祖父给共产党提提意见。他说没有什么意见,非要说,我也只能说共产党好。这倒不是他不敢提意见,主要是因为他真的没有什么可说。首先,他在1956年之前,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工作,他所看到的就是社会上的轰轰烈烈的建设,至于共产党在具体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问题,他并没有看到。他跟我讲过,原来一天两本《大内参》觉得看不过来,就退了。每天只看《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其次,他这个人一生都是非常谨慎,自己没有考虑好的事情不会轻易去讲,有点儿街谈巷议,他觉得不是我看到的事情不能随便讲,因此“反右”对于祖父来说“风平浪静”。
    1966年“文革”爆发,听祖父讲,那时候红卫兵乱搜家,根本就是无法无天了,不过,红卫兵只到过我们家一次,还非常客气,只说“郑先生,我们到你家看看”,看了一下也没有破坏,就收走两把军用水果刀。
    祖父跟刘少奇、贺龙都算大同乡,尤其是贺老总,他的老家湖南桑植县与祖父老家湖南石门县相邻,所以有时见面,贺龙老是说:“洞国,你到我家去坐坐。”祖父心想人家是元帅,公务繁忙,怎好打扰?可在“文革”时有人要他揭发贺老总,他坚决不干。祖父这个人从来不找事,可他有他的底线,毫不含糊。
    张学思 (张学良之弟),当时是海军副参谋长,海军造反派到我家跟我祖父谈,让我祖父揭发张学思是“隐藏在党内、军内的大叛徒、大内奸”。祖父想这从何来?有什么根据呢?造反派就“启发”他,说“当时国共在东北内战,三人调停小组时,张学思曾密谋向国民党投诚”。其实就是叫祖父指出,共产党方面派到东北军调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思是 “内奸”。祖父想了想说不大可能。那边就继续“启发”,说“我们现在有确凿的事实,而且张学思本人也不否认这个事。你的年纪大了,而且隔了几十年了,再好好想想”。祖父说再想想。之后这些人不断来,来了好多次。祖父后来跟他们讲,这个事如果有的话我应当知道。当时,他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是副司令长官,而且是管作战的,杜聿明生病,他两度代替指挥,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最后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祖父讲:“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不能随便冤枉好人。”一直还算客气的造反派这下急了,就拍桌子说:“你不老实,你没有冤枉好人,难道是我们冤枉好人了吗?”祖父一看这些人翻脸了,出于自尊,他冷冷地说:“你们冤枉没冤枉好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冤枉好人,对不起,我累了。”自己就到卧室休息去了。
    当时这样的举动,就准备着第二天坐牢吧,幸好后来也没事。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政协开始恢复工作,1979年,祖父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当时他已经年近八旬,仍积极建言献策。80年代,要求落实政策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老兵特别多,当时我妈管家,每个礼拜都有几个来求助的老兵。这些老兵没吃没喝,来了以后就住家里,走时还得拿点儿衣服、拿点儿钱。更多的老兵上访写信,祖父得开一个证明,说明他的历史情况。那时我们家每个月光买邮票的钱就是六七十块。后来,民革中央机关说这个钱是为了工作,可以由公家支出,但祖父就是要自己出。
    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老人家的一贯想法,觉得给国家减轻点儿负担,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很痛苦,“这些人原来跟着我,抗战也抗战了,内战也打了,最后也跟着我投诚了,还是受到一些不公正对待”。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人家确确实实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现在有困难,所以就用自己的力量帮这些人做点儿事,聊表寸心。
    1991年1月27日凌晨,祖父走完了88年的漫漫人生道路。临终前他说:“我现在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有看到祖国统一。将来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
数据统计中,请稍等!
网友评论
最新评论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更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