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的最终结局

2013-06-21 00:00  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刘畅  共有评论

    谢晋元,著名抗日将领,淞沪会战中以“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也激励着百万青年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抗日名将最后死于汪精卫伪政权之手,其遗属的命运,更是坎坷曲折。在上海一所普通的民宅中,《环球人物》记者刘畅找到了谢晋元之子谢继民。谢继民和父亲一生从未谋面,“父亲”这个词让他觉得“既遥远又陌生”。
    战斗4天,孤军4年
    整个淞沪抗战中,谢晋元所在的闸北地区,始终是战线的轴心,他所率领的88师部队因此被日军称为“闸北可恨之敌”。谢继民说,其实早在1937年10月25日,核心阵地即被日军突破,我军全线退守沪西时,许多人建议考虑长期抗战,有秩序退守经营了3年之久的防御阵地。但蒋介石以国际联盟开会在即,能保持在上海的存在“可壮国际视听”,要求撤退下来的军队在毫无思想和军事准备的情况下,在沪西仓促摆开战场。88师受命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到了时任88师262旅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的手上。上级要求他们,把指挥所设在88师原司令部 “四行仓库”。其实,坚守四行仓库的只有一个营的兵力,该营士兵陈德松在《殊死报国的四行孤军》一文中写道:“以该团第一营为基干,组成加强营,仍用团番号。全团410人左右,一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排。”为迷惑敌人,在记者采访时,谢晋元假告800人。这才有了“八百壮士”之说。
    10月28日黎明,上海市商会派出一名女童子军杨惠敏携带慰劳品,渡过苏州河进入四行仓库,向孤军敬献新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表示全市人民的崇高敬意。谢晋元命令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仓库大楼楼顶升起,隔河观望的群众无不拍手欢呼。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励着谢晋元和他的士兵。短短4天时间,他们在四行仓库这块弹丸之地,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伤者无数,自己仅阵亡9人,伤20余人。然而,10月30日晚9时,谢晋元却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谢晋元按上级命令率部队撤入英租界,不料一进租界,即被缴械,部队被拘禁于上海胶州路的“孤军营”,从此与外界隔绝,变成日军包围中的孤岛。孤军营在孤岛,处境更为险恶。但是谢晋元壮心仍在,他曾作诗自勉:“勇敢杀敌八百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谢继民收集到父亲当时写下的近50万字的日记,“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乎与‘俘虏营’无异,自由受到限制,生活也非常艰苦。然而从日记中可以看到,父亲依旧积极乐观,严格治军,每天早操前还坚持升国旗仪式。孤军营一呆就是4年,正所谓战斗4天,孤军4年”。
    随着孤岛形势的不断恶化,敌伪对谢晋元的威胁利诱也日甚一日。日军曾扬言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劫持到手,而汪伪也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妄图促其就范。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如往常一样率士兵们早操。此时,被汪伪收买的4名士兵伺机忽然拔出凶器,刺杀谢晋元。谢晋元遇害时,年仅37岁。
    母亲维系一家8人生计
    谢继民一直在追寻父亲的足迹,对“八百壮士”的事迹,点点滴滴早已铭记在心。70多年来,他只能想象父亲的英姿,因为抗战前夕出生的他,从未见过父亲一面。父亲谢晋元出生于广东省蕉岭县,曾就读于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
    谢继民说,1936年春节过后,父亲亲自护送母亲和3个孩子回到蕉岭老家,他对怀孕的母亲说:“日寇侵华的野心不死,中日之战就要爆发。这场战争将会非常残酷,把你们留在这穷乡僻壤,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如是男孩就叫 ‘继民’,让他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等到抗战胜利,再接你和孩子们回去……”然而,这却成为谢晋元和妻子的最后一次见面。
    谢晋元去世后,谢家老小的生计问题,全都落在了妻子凌维诚身上。谢继民说:“我无法想象,母亲原是一个衣食无忧、爱好音乐和艺术的女子,日后每天下地播种、挑粪、施肥……前半生和后半生完全不同,但她挺了过来。”
    谢家没有叔伯,又无兄弟,公婆年迈,孩子还嗷嗷待哺。谢晋元去世后,1941年,凌维诚辗转5省去见蒋介石,却得到答复:“现在抗战期间,国家困难,等抗战胜利后,国家定会照顾你们的!”
    “母亲一人要维系一家8口的生计。父亲殉国后,国民政府特别抚恤5万元,母亲和阿公一人分得25000元,她用这些钱买了3亩地,自己耕作,维持一家8口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她带着4个子女前往上海,由于钱款不够,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母亲在汕头等待搭便轮,就足足等了一个月,但是沿途只要听说是谢团长的遗孤,民众都热心帮助,令我们感动。后来消息传到上海,‘八百壮士’在沪的,有三四个人来接我们。为了让我们上学,母亲又去南京找蒋介石,6月17日,蒋夫人宋美龄接见了母亲,答应将情况转呈蒋介石,但后来就没了回音。”凌维诚为了4个子女的读书问题、自己和“八百壮士”幸存者的居住、工作问题四处奔波,但各部门之间都相互推诿,毫无结果。
    谢继民说,母亲经历的生计之苦是外人能看到的,但作为遗孀,她多年来受到的各种威胁、骚扰,却是别人无法体会的。“母亲30岁出头便守寡,当时也有些不怀好意的人,骚扰甚至要挟母亲。虽然我们年龄尚小,但母亲实在无人倾诉,只得偷偷把我们叫到阁楼上商量。有一次,母亲说她收到了一张纸条,如果不答应纸条上的条件,就小心子女的命!我立刻喊道‘不理他!我们不怕!’……当时我读小学,但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
    走过十年浩劫
    谢继民一生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由于家庭经济负担过重等原因,他直到1965年才结婚。“结婚时,我只对妻子提了一个条件,请善待我的母亲,因为她太不容易了!”
    新中国成立后,凌维诚给上海市长陈毅写信,将自己与孤军官兵尚存的六七十人的困境进行了描述。陈毅很重视,1949年,上海市政府发出“秘四字第589号指令”指出:“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家人的生活还算安定。姐姐谢雪芬从东北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冶金部财务科工作,后随夫调入常州冶金厂财务科;二姐谢兰芬1950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化学兵学校学习,后随姐夫在广东肇庆卫生系统工作。“文革”期间,其夫被迫害致死,直到1978年才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哥哥幼民从小聪明能干,然而后来却出现精神错乱等症状。“哥哥后来频繁住院,昂贵的医疗费不但贴进了我们全家的积蓄,花光了母亲和我的工资,还让全家常常入不敷出。但是我和母亲并不怨悔,一直陪伴他直到1970年病逝。”
    1966年“文革”开始后,谢继民全家受到接二连三的冲击。让谢继民庆幸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同舟共济,让他们最终挺了过来。谢继民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工作后,在基层当过财务会计、商店经理、工厂厂长等职。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他都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改革开放后,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杨浦区政协副主席、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亲联中心副主任、上海杨浦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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