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加入“台共”为何“两进两出”?

2013-06-11 00:00  来源:《随笔》/《人物汇报》  作者:  共有评论

    “台共”曾在台湾获得蓬勃发展
    从1946年7月中共派蔡孝乾 (长征中唯一的台湾籍共产党员)返台,组织中共华东局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算起,到1952年5月陈福星等“台共”干部重建“省工委”计划失败,相对于“二二八事件”前的老“台共”,新“台共”存在了近六年。这六年中,前三年和后三年的境遇可谓云泥之别。
    前三年,“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台共”党员人数激增一倍且组织布建大致完善,上有“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下有“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高雄市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台湾学生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等,台湾“省工委”接受中共华东局的领导和指令;后三年,“台共”与大陆方面失去联系,几成自生自灭状态,各地“台共”组织、武装基地,陆续遭到破坏与围剿,大批党员和外围群众被逮捕,劫余干部多转入地下或颠沛于逃亡途中。
    但不管前三年还是后三年,“台共”及其外围组织里不乏信仰坚贞者。其中最具代表者是郭琮,日据时期因组织反日组织遭判刑5年,出狱后又组建战后岛内第一个学生进步组织——台湾学生联盟。1948年6月,他列席了中共华东局召开的一次决定台湾未来政治格局的 “香港会议”。“香港会议”后,郭琮代理了台北市“工委会”书记,不久正式担任书记。
    据当事人台大学生胡鑫麟回忆:当时,国民党在大陆已遭到人民唾弃,“二二八事件”后在台湾更是完全失信于民。当时的潮流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然是主张民主改革的共产党了。全中国标榜公正进步的报刊,几乎都响应中共;学潮所示,青年知识分子都心向共产党。
    白色恐怖下“转向者”大量涌现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坚贞信仰,虽不足以让他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却足以让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最终会取得胜利。为了这个信仰,他们不惜血沃青春,走上刑场。在《50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一书中,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郭琮的妻子林雪娇说: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枪毙,有时15个,有时19个,这样抓出去;这些人被抓出去时都很镇定,他们不是呼口号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 《义勇军进行曲》,呼的口号就是 “共产党万岁”,或“毛泽东万岁”、“中国民族万岁”。只要窗户关了一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知道当天有人要被枪毙了。郭琮枪毙当天,我爬到窗口,因为他是关在楼下,我关在楼上,我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他也叫着我的名字……
    与此同时,在新“台共”及其外围组织被破坏的过程中,上从高层领导人蔡孝乾(“省工委”书记)、陈泽民(“省工委”副书记兼高雄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洪幼樵(“省工委”宣传部长)等,下至各市各行业“工委”及基层成员,变节者、自首者即所谓“转向者”的大量涌现,也是触目惊心的,大概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罕有其匹。
    这一几近雪崩般瓦解的速度,连蔡孝乾本人也感到震惊:政治局势,真的是变幻莫测,早三五个月还信心爆棚,以为解放军必将挟席卷大陆的余威,迅速解放台湾,新政权的成立指日可待,“怎么忽然间,我们的组织说垮就垮了!”
    “转向者”中,就有李登辉。
    李登辉“两进两出”台共
    李登辉,1923年生,台北县三芝乡人。父亲李金龙任职刑事警察,职务调动频繁,虽随父亲不断地搬家和转学,但李登辉有机会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在淡水中学,他几乎各科成绩都排名第一,随后考上台北高等学校。1943年9月从该校毕业,同年10月他进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经济系就读。期间,他日后在自己著作中这样回忆:“大学时期,我遍读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也曾深加钻研,反复读过好几遍。”
    三年后,他回到故土。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他正是台湾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刚回台北时,李登辉借住川端町(今台北市古亭街一带)的水利会宿舍。后来,他结识了正在台大法学院学习的中共地下党员吴克泰,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经常一起讨论时事问题,吴克泰的许多观点,李登辉都深表赞同。后者给前者的印象是,人比较厚道,肯用功读书,做事认真而且思想进步。1946年9月,经时任“省工委”组织部长张志忠的同意,吴介绍李登辉加入台共。
    入党后,除了每周一次组织生活,组织上没有交给李登辉什么具体任务。 1947年1月9日,台北爆发了大中学校基本上全部参加的空前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吴克泰是这次游行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为了保存力量,地下党员本可以不参加此次活动,但当台大学生队伍走到新公园附近时,吴克泰一下看到正手臂高举、呼喊口号的李登辉,他不像本地人的一米八几的高个子,在游行队伍里十分醒目……
    “二二八事件”遭镇压后,吴克泰被通缉后回到上海,这期间没再与李登辉联系。当年8月下旬,吴克泰再返回台湾,任台北“市工委”委员,“学工委”书记。没多久,“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告诉他,李登辉要求退党,要他去了解一下情况,争取把李登辉留住。在李登辉的女友家,吴克泰终于找到了李登辉。问李为何要退党,李回答说党内不纯,有人有野心,并表示退党后一定会保守党的秘密,同时也要求组织为他的这段历史保守秘密。吴克泰看其去意已决,没有多说什么,回去后马上报告了蔡孝乾,蔡虽然一脸怒色,但也只好同意了。
    退党后,李登辉的宿舍里仍不时有左翼青年出没。来得最勤的是陈炳基、林如癱、李苍降、李熏山四人。其中,陈炳基、李熏山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不过李登辉不知道而已。四人有意成立一个组织,吸引进步青年从事社会运动,组织以“新民主同志会”命名。作为发起人之一,李登辉也参加了该会。在陈炳基、李熏山的工作下,同志会的几个人一起要求集体加入中共,且定有彼此保守秘密的君子协定。刚退党不久的李登辉,不便明说也不好反对,只好随大流再次办了入党手续……
    李登辉很少参加“新民主同志会”的活动。让当事者记住的仅是1948年“二二八事件”周年纪念前夕,当时“新民主同志会”发起人每人草拟一份《告台湾同胞书》,最后由组织决定圈选一篇对外散发。五人里,李登辉自认为自己写得最好,可组织上选定的却是李熏山的文章。他颇有些无奈地将此文邮寄到各公家机关及公司行号,并在台湾大学内张贴。这是李登辉最后一次参与“台共”及“新民主同志会”的活动。
    同年夏,李登辉退出“新民主同志会”。他此次的理由是,自觉并不适合组织的活动。自己是学经济学的,有兴趣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却不是对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有兴趣。他又一次承诺,对“台共”和“新民主同志会”的一切事务,日后均绝对守口如瓶,“同志”不再做了,还会维持“朋友”情分。
    李登辉两段在“台共”的经历,时间加起来还不足两年。二十年后,李登辉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的推荐下引起蒋经国的注意,1972年被蒋经国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蒋经国告诉李登辉:你的有关材料已经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好好做事”的李登辉,最后走进了年轻时他和许多左翼青年立志要推翻的这个政党的“总统府”……
    (本刊综合《随笔》《人物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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