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共八老”治国秘事

2013-06-01 00:00  来源:《科技信息快报》  作者:  共有评论

    1980年代,坊间流传着中共“八老”、“八老议政”、“八老治国”等名词。所谓“八老”的说法大约成型自1980年代初,而确定于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当时在世的开国元勋大都已处于退休或半退休状态,真正掌管中共中央权力的只有这八位: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王震、邓颖超。
    邓小平:确立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接班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劝说一部分老同志退出领导岗位,二是设立中顾委。邓小平有意识地采用这种史无前例的办法,目的是为了平稳过渡。顾问不任现职,这样就可以把位子让给能干“四化”的年轻人。顾问又是一种职务,而且它的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让老同志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种地方,工作比较好做。然而,顾问的头衔不单是起安慰作用,还有“传、帮、带”的责任。邓小平的这一层谋略用意很深。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班子不仅存在老化问题,还存在断层问题。“文革”影响了一代人,在这种情况下,老同志一下子将工作丢开不管也不行,必须在离开前选好接班人,并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线顶事,老同志则利用他们的经验在二线上做参谋,必要时指导指导,发现选的人不适当就换人,到时年轻人成熟了,老同志放心了,顾问制自动取消,终身制到此为止,过渡到常规退休制,新老交替顺利完成。
    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意在为退休做铺垫。在他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陈云: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
    1980年代,陈云一直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组建后,陈云曾任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云对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及社会和文化解放的态度日趋谨慎,更加重视控制通货膨胀和保证国家预算的平衡。
    1980年春到1980年10月,国家经济中的问题暴露明显:农业减产,能源紧张,财政赤字增大,物价上涨较多。11月11日财政部紧急报告:11月份基建拨款30亿元分文未拨,国防经费还有10多亿元未拨出去,中央财政库存仅剩下10亿元,要求再次向银行透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感到问题严重,提出在形势好的情况下,要看到潜伏着的危险,搞不好,要爆发经济危机。经过几个月的讨论,最后决定“一步退够”。
    11月28日,在中央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陈云讲话。他说:“我脑子里有一条,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有人说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就是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上次说我是机会主义,让我再机会主义一次。讲要上的理由有的是,这种话听了几十年了,最后说不搞,还不就是不搞了。三年不搞,一毛不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塌不下来,事情反而更好办一些。”邓小平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于是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由于陈云的果敢决断,邓小平下了决心,进一步调整的大方针最后确定了下来,并付诸实施。事实说明,这一次调整不仅是国民经济的调整,而且是国民经济指导思想的调整,后者的意义远远大于前者。
    杨尚昆:秘密会见蒋经国特使,准备国共和谈
    1980年代,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期间,曾协助邓小平组织实施了军队裁减100万大军。
    1982年春季,杨尚昆曾秘密会见蒋经国派来大陆和谈的特使沈诚(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决定以杨尚昆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沈诚赶赴台北将杨尚昆信函面交蒋经国,蒋经国一面接密函,一面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杨尚昆,我们在莫斯科就认识”。当沈诚介绍杨尚昆每次见他必定问及蒋经国的情况时,蒋经国说:“这便是中华民族文化……只有双方在文化认同上有了 ‘共识’,两岸才能走向合作、统一的大道。”
    就在大陆和台湾将要为统一迎来曙光的时候,蒋经国去世了。国共和谈也就此不了了之。
    薄一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80年代中期,社会出现一股“否毛思潮”。针对此,薄一波撰文捍卫毛泽东思想。如《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我们怎样纪念毛泽东》等。
    1985年7月,中直机关邀请薄一波给新党员讲话。他应邀准备了三句话: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的“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列宁的“要清除党内那些只享受执政党利益,而不尽共产党义务的党员”。于是有人不解遭遇18年监禁和监护、丧妻别子、假枪毙及受过诸多委屈的薄一波为何信念始终如一?薄一波请不解之人“读读党史”,他说:“不懂党史就会狭隘地看问题。”
    1986年,薄一波赴南方调研。行程中拜谒了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故乡。拜谒目的,反击“否毛思潮”。第一站是彭德怀故乡彭家围子。薄一波信笔题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落款“薄一波敬书”。在刘少奇故乡花明楼,他提笔而就“浩气永存”,依然是“敬书”。在毛泽东休憩地滴水洞,他踌躇再三,然后搁笔,说“三天后交卷”。第三天,他交出的答卷是“永远按您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奋勇前进!”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88年4月,薄一波向组织提出“想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了解的情况写出一部书来”。这部书就是《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彭真:与邓小平再度密切合作,始终保持低调
    1978年12月28日,受迫害13年的彭真携家人从陕西回到北京。这段惨痛的历史绝对不能容许再重演。所以,当彭真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全面主持新时期立法工作时,他和其他老同志们形成的共识是:一定要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以防止个人专断。这种共识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上升到了执政党意志的高度。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讲话:“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不久,彭真迎来了自己主持新中国法制工作的顶峰——受命主持宪法修改。
    1979年6月,彭真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新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此后,彭真又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仅用3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次年又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
    1981年春夏之交,彭真主抓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工作基本结束,由于胡乔木生病,中央决定由彭真主持修改1978年宪法。在此之前,1954年宪法早已被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取代。
    1975年宪法是1970年由毛泽东提议制定的。对这部宪法制定的背景,有学者认为:“‘文革’使得民主与法制荡然无存,这样的乱局,即使是对于‘文革’的发动者本人来说,恐怕在主观上也是始料不及的。毛泽东面对这样的困扰,或许萌生了想要设法收场的愿望,因而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以便把局势重新纳入正常秩序的轨道。”但事与愿违,这部宪法却将“文革”的产物固定下来。“文革”结束,“两个凡是”又起。“78宪法”与“75宪法”仍是一脉相承。
    基于此,彭真坚持,这次修宪必须以“54宪法”为基础。同时,彭真也强调,修宪必须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础,必须写进四项基本原则。他提出,要“尽量避免引起争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至此,对宪法的讨论才走上了寻求共识的轨道,宪法的修改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1981年9月1日,彭真率宪法工作班子进驻北京玉泉山,集中精力修改宪法。秘书处除秘书长胡乔木、副秘书长吴冷西、胡绳等外,十几个工作人员都进驻玉泉山。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宪法,公布施行。这一天,后来成为全国普法日。1988年彭真从领导岗位退下来。
    李先念与王震:会见外宾、与邓小平并肩露面
    李先念和王震赫赫有名,他们都是军队中的“强硬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0年代,李先念会见了许多外宾,坦率、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对一位来访的外宾说,在集体耕作的制度下,农民干脆放下农具,转个身子去晒太阳了。
    1948年,邓小平和李先念曾在大别山并肩战斗,1958年到1966年又一同在书记处工作,然而他们仅仅是好同事。王震则刚好相反,他是邓小平的知己。1972年和1978年,他就曾两次为邓的复出四处游说。不论在北京,或是到外省去视察,人们经常看到邓小平与王震肩并肩的公开露面。80年代后期,李先念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1987年杨尚昆任国家主席后,他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了。而作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则继续施展他的政治才能。
    邓颖超:写信表示“支持安乐死”
    1980年代末期,社会上对于安乐死的问题争执很大,邓颖超知道后就写信表示支持安乐死。
    那是1988年1月间,邓颖超从她最爱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听到北京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谈论安乐死。那天,她不但一字不漏地认真听完了节目,而且还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这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邓颖超。”后来“午间半小时”节目把她的信播了出去,许多人都为她赞成安乐死的坦诚态度所感动。(摘自《科技信息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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