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欣:热血写《余罪》

2016-09-11 00:00  来源:《人物》  作者:刘璐  共有评论

    当《余罪》被拍成连续剧火遍整个互联网之后,作为原著作者的常书欣接受了采访。在《余罪》里,常书欣描写了一个行走在灰色地带的传奇警察,与毒贩、悍匪、黑道大佬的博弈故事。创世中文网上连载的《余罪》至今点击量已经达到570万次,由张一山演出的网剧在两个月内观看次数就超过了19亿。
    女警官李晓彤是《余罪》的忠实读者,她在沁水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工作,日常工作之一是穿着警服,接报警电话。刚开始有时候,她几乎在电话这头抓狂起来,“我接起一个电话,对方也不说话,就—直放《荷塘月色》给我听”,放了快有半个小时,她也不能挂电话。“也有人打电话让我帮忙介绍对象的,我说你去找婚介所,他说我觉得我俩就挺能聊得来的”。除此之外,她还要花更多时间处理琐碎的工作。《余罪》里的警匪斡旋情节,带有晋南的社会气息,更像是她想象中的警察工作,帮助她超越枯燥的日常。
    在警察圈子里,《余罪》几乎成了一本“指导文件”式的作品。曾经有一本山西省级警察刊物给常书欣打电话,说希望能约他写专栏,开场第一句:“常老师您好,我也是省警校毕业的。”常书欣乐呵呵地告诉他自己不是警校毕业的,还坐过牢,对方大吃一惊,只能悻悻挂了电话。
    动物凶猛
    2011年,已经成为全职网络作家5年的常书欣在当地电视频道看到一条新闻:当地警方破获了一起1993年的命案,凶手在逃亡18年后被缉拿归案。常书欣一惊,他记得这个案子,虽然18年过去,逐渐步入中年的他早已有了非常稳固的善恶观念,知道这事情一定得有个结果,但他还是忘不了18年前那种害怕的感觉。他后来把这个故事写到《余罪》里,给命案凶手取名为武小磊。
    武小磊曾经是和常书欣一起打架的朋友。时间回到1990年代,家乡沁水县城之于这群青春期男生的意义,就好像铜锣湾之于陈浩南们,每天无非就是成群结队,打来打去。他们在穿越县城的沁河里游泳,光着屁股在岸上跑以躲避老师的竹鞭,也在教室最后一排和兄弟面对面抽烟,当然,他们也确实一起躲在录像厅里看《古惑仔》,那是青春的教科书,常书欣最喜欢的角色是陈小春扮演的山鸡。
    那时的少年兜里揣着刀子很正常(几年之后常书欣还找人做过一把山鸡那样的刀),脑袋被砖拍一下,第二天也能好好来上课。常书欣上高中时,有一次落单,被一群初中生恶打,“在我眼睛这儿,砍了一家伙,不知道拿的什么东西,反正打得晕头转向的。”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伤及自尊,“你一个成名很久的大哥,被一帮小毛孩给卖了,把你追打了一路”。第二天也找不见那人是谁了。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古惑仔们从没有想过生命是否脆弱这样的问题。他们第一次感到害怕,就是因为武小磊。在一个很偶然的傍晚,一个大地痞喝醉了酒,在街上和武小磊发生了冲撞,那地痞又高又壮又狠,而武小磊,“平时是个很老实的孩子”,但不巧那天,他身上带着一把刀。
    “拔了就是—刀,—刀捅死就跑了。”武小磊从此消失在了古惑仔们的生活中,一走18年,沁水县公安局长都换了几任,始终没能破案。武小磊的父亲本来是县里一名局长,却也时常被警察传唤去关几天。退休后,老两口在县城中心开了一家五金店,快70岁了还每天起早贪黑干活,生活拮据。
    “就是那家五金店。”常书欣指着50米开外的一家五金店告诉记者。常书欣的朋友崔健告诉,被杀死的“地痞”是自己的好朋友,他一度很伤心,觉得如果当时武小磊不把刀在对方身体里转一圈再拔出来,可能就不会出人命。伴随武小磊落跑而来的,是年轻人们“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结束,大家突然意识到自己手里的刀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以及,再后来高考结束了,他们也无可抗拒地各自走散了。
    广州,广州
    常书欣值得书写的人生大都来自18岁之后,他高考考得不怎么样,可自己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恰恰又考上了很好的大学。母亲望子成龙,使劲揍他,他逆反心理强,带着几十块钱就离家出走了。那些流浪经历就成为他后来创作最主要的灵感源头。
    从沁水坐大巴到晋城,再偷偷上一辆火车,朝着广州的方向去了。首先进入他生存经验的地方就是广州火车站,每天流动人口100万,到处都是坑蒙拐骗。在1993年的广州,抢劫的方法总是千奇百怪。常书欣后来在写作中再去系统研究犯罪时,才发现当时广州火车站的同行们非常有意思,“都是犯罪分子用他那种犯罪思维去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手法很精妙,你站在一个正常人的角度都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可思议。”这有点像常书欣在《余罪》的开头写到的那个中国版“饥饿游戏”:把菜鸟警校学生扔到一座鱼龙混杂的城市里,身无分文,也没有正经身份,经历40天的生存考验。
    常书欣在火车站混了几天,学东西很快。当时的生活状态是走到哪儿睡到哪儿,走到哪儿都能捞上点什么。那时黄花岗附近有一个开放式的公园,盲流特别多,常书欣是其中一个,广州的气候让他可以比较舒适地睡在草坪或躺椅上,谋生手段是很“低级”的抢包。
    广东男士的体格一般比他瘦小很多,头发梳得油光滑亮,喜欢夹个包在腋下。常书欣和一个河北沧州人搭档,后者会两句粤语。在酒店或者银行门口,看见类似目标的广东男士,河北人就会突然跳上去,说一句:“仲记唔记得我啊?”对方一愣,通常会回:“你系边个啊?”还没回过神来,腋下的包就被抢了,被抢的人一急上前去追,没想到贼还有个搭档,从后面踹他一脚,摔一跤,就再也追不上了。
    常书欣从七八月份开始这样搭档,到十月份有一次,他当那个抢包的人,结果被抓了。
    监狱
    常书欣在监狱一共呆了8个月。常书欣后来回想,在羁押仓的日子几乎改变了他的命运,“在外面混的时候你接触的大部分都是正常人,只有一小撮坏人,但是你进去里面以后,接触的人就没好人了。”偷的,抢的,做假护照的,杀人放火的,稀奇古怪的什么都有,一个仓里二十几个男人,每天两顿饭过后,除了吹牛就是打架。常书欣觉得那是一段很恐怖的日子。被正式送进逮捕仓之后,日子就趋于稳定了。常书欣牢房里的老大是一个经济犯,六十多岁,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喜欢给人讲故事,最主要是家里有钱,经常会分东西给牢房里的“无产阶级”们吃。
    还有一位,已经在牢房里住了两年多,很讲礼貌,不像其他人满嘴粗话。常书欣不知道他犯的什么罪,就看他每天都会把家里的来信拿出来看,里面有小孩的照片,没事的时候就抄一遍信,每抄一遍还要细细想很久。“当时看不懂,现在好像能感受到他的那个感觉了。”直到他走,常书欣才知道他是因为抢劫杀人被判的死刑,“他可能对生活还有向往,最大的希望就是别判死刑。你和他近距离接触以后,好像感觉也不是那么穷凶极恶。”常书欣又抽完了一根烟。
    还有一个四川的打工仔,十六七岁,在运动鞋厂上班,把运动鞋皮绑在身上往外偷,被逮住了。常书欣听他讲那个台资企业,对工人非常苛刻,基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工作时间长,每天出门还要搜身,常书欣当时觉得,“这他妈太应该偷了,应该多偷点呢。”
    常书欣后来回想,这些经历让他看人的眼光更复杂,人不再是简单的善或者恶,“一个人因为钱去犯罪,这个人有问题;一个人因为面包去犯罪,那是这个社会有问题……”这也是作家马伯庸认为常书欣笔下人物的可贵之处,“他们有贪欲,有胆怯,有小人物的不平气,有骨子里的惫懒,可也有仗义每出屠狗辈的豪气,丝毫不觉矫揉造作。”常书欣很庆幸自己当时被抓,如果“运气”再好一点没有被抓,可能不出半年他就无可救药了。
    人性故事
    等到常书欣在8个月后被警方送回沁水县,父母才终于见到了这个离家出走的儿子,倒是没有再打了,直接送去了补习班。常书欣的残酷青春还没有结束。从监狱出来那段时间,他易怒又情绪化,有时候抽着烟就把烟头往手上戳,“从疼痛中找点刺激,找点存在感”。那时候伙伴们喜欢给自己文身,拿一捆针蘸上墨水,就开始往手臂上刻,“往胳膊上自己刺只老虎,刺得跟土猪一样”。常书欣则给自己刻了“忍耐”作为忠告。他糊里糊涂考上了省内一所大专,但没想到的是,大学生活竟然这么无趣,整天除了睡觉和赌博就没事干,他心又野了,只能去找事,和人打架,结果又被开除。但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从底层做起,卖过菜,当小奸商,还卖过电脑。
    做电脑生意的时候,穷得不行,淡季时一周连一台都卖不出。他每天和电脑呆在一起,又不会打游戏,要么就看电影,要么就看小说,由此发现在网上写小说能赚钱。说不清是一种理性的冲动还是一种感性的冲动,31岁的常书欣开始尝试写小说了。他此前为数不多的写作经验来自监狱,因为字写得好被安排写日常材料。
    有一天朋友崔健路过他的电脑门市部,看他在写作,崔健很意外。事实上常书欣直到写出70万字也还没挣钱,他看了那些30万字就开始大卖的小说,觉得还没自己写得好,就咬咬牙继续,“反正我那时候最可以浪费的就是时间了。”后来终于被网站编辑注意到,推上架销售,挣了几百块钱,比当时一个月工资还多,这就成为他此后写作的原动力。
    数百万字的小说,灵感来自短暂的流浪和监狱生活,来自他平常爱看的美剧——在常书欣眼里,天下的警察和嫌疑人都一样,他从美剧中学习故事推进的风格和框架,再往其中填充本土的原料,但更来自此后的县城日常生活。常书欣会有意识地去接触警察,大多是反扒队或者乡警。会告诉他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犯罪故事。“他们辛辛苦苦抓贼破案,最后发现是很简单的犯罪方式,这个戏剧性就很强了”,常书欣说。
    市中心的商场扒手不绝,他们手法熟练,监控根本拿他们没办法,就算抓到嫌疑人,最难的也是审讯,“这些人都是小错不断大错不犯那种人,经验非常丰富。”后来了解这些扒手的习性之后,警察们就驻守在商城外面的垃圾桶或下水道旁,“他们一般都是只拿现金,钱包一扔就走”,在垃圾桶旁,人赃俱获,那一个月就抓了40多个毛贼。还有一次警察抓到一个小偷,有证人出来说能证明他偷了东西,但后来证人的口供让警察越来越混乱,调查了一个多月,才发现这位证人是小偷老婆的情人,为了陷害小偷,出来作了假证。常书欣是那种走到哪里都能和人聊上天的人,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选择一个人出门,找那种又烂又破的出租或三轮车,散根烟给街头混混,“和底层交往,一般就是—起骂娘就行了”,常书欣说,一般这种时候,故事就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
    他有时候把自己想象成警察,有时候把自己想象成罪犯,通常这样更能让他找到激情。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这有点像余罪,当他回归到了正常生活之后,仍然贱兮兮爱偷懒爱逃避,常书欣觉得自己也渴望深陷于这种对生活和生命的热情中,就像有时候他回想起广州火车站,他觉得又恐惧,又怀念。 (摘自《人物》刘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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