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直面争议,普及常识

2016-07-21 00:0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徐方清  共有评论

    一场新书发布会,却不得不临时加上一个追思会的环节。6月18日,吴建民乘坐商务车,沿武昌区梨园地下通道由北向南行驶至南出口处时,车头撞击路中隔离花坛,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吴建民、朱晓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师)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77岁的生命在一声砰然巨响中戛然而止,从此一位一直为中国外交事业奋斗的学者停止了奔忙的脚步。
    “被选择”当翻译
    “偶然走上外交路,半个世纪甘与苦。回首往事感慨多,见证历史知是福。”吴建民曾用这样几句顺口溜来概括自己的外交生涯。
    和那一代大学生多是“被选择”的命运一样,走上外交路,也不是吴建民自己的选择,他起初“还不大愿意”“我当时想考北大物理系,老师让我考北京外国语学院 (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早前的采访中,吴建民对记者说。
    吴建民于1939年3月底出生于重庆, 7岁时随父母回到祖籍江苏南京,进入了南京市南昌路小学读书。1951年小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南京二中读书。1955年,吴建民高中毕业,当时由外交部主管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提前到他所就读的中学招生。老师认为吴建民适合搞外交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吴建民的文理科成绩很均衡,都很优秀;二是吴建民的形象不错。
    吴建民当时并不很清楚外交是什么,只是从电影里看到过日本的翻译,不喜欢那种刻板的形象。但吴建民的外交生涯恰恰就是从做翻译开始的。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后,他被分配到法语班。四年后,他以大多数课程都满分的优异成绩毕业,顺理成章地进入外交部做起了翻译。随后按照周总理培养好的翻译的指示,吴建民被抽调参加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青年翻译班,一年半后他又借调到团中央并被派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工作。其间他做了很多次国际会议的翻译,表现不错。
    1965年,吴建民开始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做翻译。“我给毛主席做过两次翻译,给周总理做的次数很多,另外还给陈毅、李先念做过翻译。当然更多的是给当时的外交部领导做翻译。”吴建民说。
    翻译的身份,是吴建民面对的第一个争议。这个争议,不仅是针对吴建民,而是针对中国外交官整体,甚至有人将中国“外交部”称为“翻译部”。但实际上,从新中国建国早期的“将军外交”,到后来一些翻译走上了驻外大使以及外交部领导的岗位,这其实是外交人员外语水平提升的一个过程。
    给中央领导和外交部领导做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近距离向这些领导学习的过程。在记者多次采访吴建民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提起,周恩来总理是对他外交生涯影响最大的人。因为周总理改发言稿非常细致,所以当时外交部上呈到总理的文件都非常小心。后来吴建民对于自己的属下和学生,也要求极高。
    吴建民的博士生任远哲受到了比较严厉的一次批评就是因为一篇记录稿写得不严谨,里面出现一些错字。任远哲介绍,吴建民在去公开场合出席活动发表讲话前,都会精心准备,甚至对着镜子练习,以掌握好时间和节奏。吴建民是学法语出身,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遇到有需要用英文演讲时,他会请英文翻译出身的夫人施燕华帮助把关。
    吴建民和夫人施燕华是著名的 “外交官伉俪”,吴建民曾常驻联合国、比利时、荷兰、法国,曾担任中国驻荷兰、法国特命全权大使,并获得由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的大将军勋章。而施燕华也曾常驻联合国、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并曾担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
    能说的外交家
    从1970年代初到2000年代初的近40年时间里,吴建民驻外时间超过30年。两次例外分别是: 1977年,他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卸任回国后,在干校劳动了一年。之后,外交部也没有给他分配新工作。在家里呆了9个月后,他才被分配到外交学会。1983年,吴建民调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直到两年后再被派驻联合国。
    吴建民驻外的漫长经历,见证了新中国外交的破冰,也感受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荣辱起伏。他用“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来形容外交官,认为外交官能直接更深切体验各自国家在世界中的角色。他始终认为,外交官是一个迷人的职业,因为除了和各国杰出人士打交道,还要每天都面对新问题,每天都得学习和思考。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32岁的吴建民成为常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吴建民就开始注重积累,尤其是对于口头表达方面。在联合国工作的10年,“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外长在那里演讲,从那里能够看出谁讲话受欢迎,谁讲话大家不爱听,那对我很有帮助。”
    1996年至1998年,吴建民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此间,他连续打掉西方人权反华提案。吴建民曾回忆道:“在多边外交中取胜的关键是要掌握票数,而人权委员会每一个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要人家投你的票,击败反华提案,需要一国一国地做工作。”
    在1997年又一次打掉西方人权反华提案后,时任总理李鹏感慨之余,作诗《评人权会》:“日内瓦湖浪花滚,万国宫内灯火明。南北辩论扣心弦,七战七捷报佳音。”人权会议结束后不久,李鹏总理办公室给吴建民送去一个大信封,李鹏总理将上述诗作写在宣纸上,送给吴建民。
    2015年,吴建民出版了《吴建民谈外交》一书,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龙永图在为其写的序中写了吴建民帮助中国加入世贸谈判代表团改变对媒体的态度一事。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总部在日内瓦,中国入世的多边谈判在那里进行。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2001年,龙永图每年都要去日内瓦多次,每次短则一个星期,长的达一个月。每次龙永图率团去日内瓦,都要安排当地大使担任副团长。当时驻日内瓦的其他大使们都说,他们就是为谈判代表团做好 “后勤部长”。吴建民则不满足当这个“后勤部长”,做了许多工作,几乎成为代表团的“政委”。此外,吴建民还帮助代表团改变了对媒体的态度。由于吴建民之前做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他特别重视和媒体的沟通。
    一开始很长时间里,谈判代表团一般不见媒体,媒体来了,总是躲着。但是,美欧的谈判代表团则不同,他们每次谈判完,马上举行记者招待会,主动见记者。结果到了第二天,各种电视、报纸等媒体都一边倒,说中国代表团如何在这些问题上不讲道理,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完全是因为中方等等。
    理性的辩者
    在2003年卸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后,吴建民回国出任外交学院院长。这之后,一方面吴建民扮演着一个干实事的院长和严师角色;另一方面,吴建民开始不停地在国内外奔走,尤其是在2008年卸任外交学院院长正式退居二线后,“退而不休”的吴建民较之此前在公众平台的发声更为频繁,也更为直率。这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名,同时也让他一次次陷入争议和舆论漩涡当中。刚到外交学院没多久,吴建民就发现,外交学院老师的待遇,是同类大学老师的一半。
    “我一看,这种状况留不住人,这样不行啊。”吴建民凭借着多年积累人脉,找到了一些企业家捐助学校,每人最少200万以上。担任外交学院院长的5年期间,他为外交学院拿到了几千万的赞助,而外交学院教职员工的工资大概涨了1.5倍。
    为了让学生拓宽眼界,吴建民在到任院长后做的另一件事,是开设“外交学院论坛”。在2003年9月到12月的3个月时间里,陆续有前外长钱其琛、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以及达沃斯论坛创立者施瓦布等在外交学院开讲。在其任内的五年里,这一讲座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质量,成为北京高校圈的一个知名品牌。但可惜在其离任后,讲座未能延续。
    因为在推动学校建设上不遗余力,吴建民的这种比较强势的风格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和非议。但吴建民更大的争议在校园之外。
    从大使任上退休之后,吴建民一直奔走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最前沿,传播“和平外交”的理念。这让他被贴上了“鸽派”的标签,甚至遭到“汉奸”等谩骂;此外,由于他的活跃和敢言,并常在演讲中引用中外历史知识以古喻今,也在外交系统内和学术圈受到一些逻辑不够严谨或者 “爱出风头”的质疑和非议。
    2014年7月和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的电视辩论,以及几个月前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争论,成为近两年围绕着吴建民最受关注的两场争议。
    在和罗援辩论 “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节目中,罗援提出,如今中国所面临的遏制与战争形势仍存在。吴建民再次指出,罗援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并称“谁挑起战争谁倒大霉”。而在今年3月的一次外交学院的内部师生讲话中,吴建民谈到他不同意《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称对方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这场辩论,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最大的鸽派和最大的鹰派之间的辩论”。
    随后,胡锡进以公开信的方式回应吴建民,称“吴建民是典型鸽派”——吴大使代表了少数中国旧外交官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懂外交,而且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媒体插嘴完全是添乱,是民族主义的祸源。
    在备受争议的这些年里,吴建民经常面对尖锐问题,也时常在公开场合与意见不同方展开辩论,但对于“顾左右而言其他”或者人身攻击的言论,外界看不到他有任何回应。谈及自己的忙碌和高曝光率,吴建民曾对记者说:“我现在是名学者,因为我过去的经历和观察国际事务的视角是多数人不具备的,因此要多向老百姓介绍外交。现在是大辩论的时代,我讲话也是一家之言,但各种看法都还要通过实践来考验,包括我所讲的。”
    5月18日出版的第517期 《人民论坛》杂志,刊发了吴建民的署名文章《当今哪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文章指出,当今世界有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一股是民粹主义的思潮,另一股是民族主义的思潮,这两大思潮正在全球范围内泛滥。文章强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欺骗性,尽管他们列举的我们社会中面临的挑战是事实,但是他们提出的应对药方是错误的,是要把中国引向歧路。
    近期,吴建民在多个场合频频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声,警告其潜在危险。对此,任远哲对记者说,吴建民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坚定支持者,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大势所趋。“不能只看重自己的利益,只有兼济天下,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吴建民不幸遭遇车祸离世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称自己曾就“鸽派”和“鹰派”之争同吴建民交换过意见。两人一致认为,在中国干部当中,没有“鸽派”和“鹰派”的区别,只不过因为工作位置不同,因此说话各有侧重。只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派”,没有“鸽派”和“鹰派”。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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