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逃亡的泄密者

2013-07-01 00:00  来源:《看天下》  作者:艾兰  共有评论

    即便爱德华·斯诺登决定公开身份,他还是多次坚持避开媒体的聚光灯。“我不想得到公众的关注,因为我不是主角,主角该是美国政府,他们正在做些什么。”
    5月底以来,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主导的“棱镜”计划开始进入公众视线。自2007年项目运作起,“棱镜”对即时通信和既存资料进行了深度监听,在美国以外地区,只要是购买了与“棱镜”计划合作公司的服务的客户,及任何与外国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都会成为这个项目的监听对象。
    6月初,作为国家安全局的合同雇员,斯诺登将两份与之相关的绝密资料泄露给了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并在9日接受了两家报纸的视频采访,走向幕前。他说,从决定公开大量绝密文件起,就打定了主意不采用匿名的方式保护自己,“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身份,因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当这个29岁的年轻人做了这一选择,他就注定无法低调。毫无意外,他将和1971年“五角大楼泄密案”的丹尼尔·艾斯伯格、2010年“维基解密案”的布莱德利·曼宁—道,被世人议论,被历史铭记。
    如今,斯诺登正避走香港,而下一站该前往何处避难,或许成了当下最棘手的事——等待他的,极有可能是叛国罪的起诉。然而,斯诺登似乎并不害怕面对公开身份的后果。他早早做好了准备:“我知道媒体喜欢将辩论政治化,我也知道,政府会将我妖魔化。”
    “疯狂”酒店避难
    数周前,斯诺登就为这一系列重磅新闻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在他位于夏威夷的国家安全局办公室里,他拷贝了最后一部分要公布的文件。随后,他向主管请假,称要接受癫痫症治疗。接着,他告诉女友要离开几周,不过理由却说得很含糊。斯诺登说:“对一个在情报机构工作多年的人来说,这并非罕见。”
    5月20日,他登上了飞往香港的班机。之所以选择香港,是因为他觉得“那里提倡言论自由、有持政治异见的权利”。在香港的几周时间里,斯诺登一直躲在酒店。“我大概只离开过宾馆三次。”他说,连吃饭也在房间里解决。他非常担心会被人盯上,于是用枕头堵住门缝以防被偷听,在电脑上输入密码时,会在头上套大大的红风帽挡住键盘,以防有隐藏的摄像头监视。
    或许这一切看起来有些“疯狂”,但斯诺登有理由如此担心。他在美国情报界工作了近十年,深知国家安全局这个最秘密的监视机构和美国这个最有权势的政府正在掘地三尺地找他。自泄密以来,他一直关注电视和互联网上的动态,清楚地接收到了华盛顿方面发出的威胁和要起诉他的决心。
    “是的,我可能会被中央情报局揪出来,会有人跟踪我。他们与其他国家联系紧密,或许会是任何第三方合伙人找到我。又或者他们会收买黑社会、雇用特工来对付我。”斯诺登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这条路的前方就有个中情局站点——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我确信接下来的一周他们会很忙碌。”
    然而,他努力保持着镇定,只有在谈及家人时,才激动起来。他的好几个亲戚在为政府工作。“我唯一担心的是此事对家人的影响。而对于他们,我再也帮不上什么了。这让我彻夜难眠。”他眼中泛起了泪花。6月11日,斯诺登的女友琳赛·米尔斯被媒体挖了出来。和用电脑都要钻进罩子里的斯诺登不同,米尔斯显然没那么谨慎。在博客里,她的身份和状态一览无遗:杂技团舞者,正处在男友离去后的无尽孤独和失落中。
    “你不能等着别人来采取行动”
    斯诺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伊利莎白城长大,后来一家搬到了马里兰州,离国家安全局在米德堡的总部不远。他承认自己并不优秀。为取得拿高中文凭所需的学分,他在马里兰州上了社区大学学习计算机,却没能完成学业(仅取得普通同等学历证书GED)。
    2003年,斯诺登入伍。他参与了一些培训项目,以加入特种部队。他谈到和此次泄密同样的原则:“我想参加伊拉克战争,因为我感觉自己作为人类有义务帮助那里的人们摆脱压迫。”
    但他对这场战争的信仰很快瓦解了。他解释:“给我们做培训的大多数人看上去都在鼓励我们去杀阿拉伯人,而不是帮助别人。”后来,在一次训练事故中,他摔断了双腿,被准许离开军队。
    之后,斯诺登得到了在国家安全局的第一份工作,在该局位于马里兰州大学的秘密设施做保安。后来,他又到了中央情报局,做技术安全方面的工作。他对互联网的理解以及在计算机程序上的天赋,几乎使他“平步青云”。2007年,中情局派斯诺登前往瑞士日内瓦,并为他提供外交掩护。他的职责是维护计算机网络安全,这意味着他开始有权接触大量机密文件。
    他讲到了一件往事:中情局的特工想要招募一位瑞士银行家,以获得银行秘密信息。于是,他们故意把这位银行家灌醉,并怂恿他自己开车回家。在这位银行家因为酒驾被逮后,卧底特工又试图为其提供帮助,并与其成了朋友。正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成功“拿下”了这位银行家。
    “我在日内瓦看到的很多事,真的让我对政府怎样运行,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感到失望。”他说:“我开始意识到,我所参与的事所造成的危害远多于益处。”
    当时,斯诺登就萌生了要揭露政府秘密的想法。不过,他并没有这么做,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中情局掌握的秘密大部分是关于人民的,而非国家机器或是体制的秘密,所以我觉得泄露这些不太好,会给其他人带来危害”;其二,2008年奥巴马赢得选举,也给了他希望,相信会有真正的改革,如果那样的话,泄密就没有必要了。
    2009年,斯诺登离开中情局,开始为私人承包公司工作。他被派往美国驻日本军事基地中的国家安全局分部。就在那时,他“看着奥巴马继续推行我认为该制止的政策”,于是,“我的立场坚定了,你不能等着别人来采取行动”。他曾认为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但他也明白互联网的价值及基本的隐私权已被无处不在的监视土崩瓦解。此时,离他开始行动,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据法新社报道,“棱镜”计划曝光后,使得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销量猛增,仅百年纪念版在亚马逊上的销量就猛涨7005%。《1984》批判监视隐私行为,书中术语已成为隐私与国家安全辩论中的常用语,尤其是那句“老大哥正在看着你”。
    每一份文件都符合公众利益?
    斯诺登拥有强大的信仰,但仍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什么理由为此放弃自由、舒适的生活?对他来说,这是个原则问题。
    当《卫报》记者要求他自证真实性,以确保他不只是个幻想家时,他毫不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的个人信息、社保号码、中情局身份证件、已过期的外交护照等。斯诺登没有耍诡计,所有关于个人生活的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他安静、聪明、随和、谦虚。他精通计算机,在谈到监视的技术问题时,他看上去开心极了,但话题转向隐私价值及其遭到监视行为的侵蚀时,又表现出了强烈的情感。
    他的床边堆着他的行李箱,吃剩下的客房服务送来的早餐,还有一本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传记《垂钓者》。他乐于看到媒体上大家对此事的讨论。他有次靠着枕头,看GNN主持人沃尔夫·布里泽发出谁是泄密者的质问,8000英里外,这个年轻人冷漠地听着,甚至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斯诺登说他钦佩艾斯伯格和曼宁,但他认为自己和后者有着重要区别。“我仔细评估过我所公开的每一份文件,以确保在法律上符合公众利益,有很多影响重大的资料我没有公开,因为伤害民众不是我的目的,我想要的是透明。”至于未来,他也说不清。他希望泄密引起的公众关注能给他提供些庇护。最好的选择或许是政治避难,冰岛是其首选——互联网最自由的国度。可他也知道,这或许难于实现。
    (摘自《看天下》艾兰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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