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订单:买卖背后的政策与外交

2013-06-21 00:00  来源:《世界博览》  作者:陶短房  共有评论

    领导人订单,顾名思义就是外国领导人来访或中国领导人出访而签署的订单。领导人订单往往并非单纯因经济和贸易的需要签订,而或多或少带有政治、战略或外交策略的考量。考量领导人订单,不能光看是赔还是赚,因为很多时候,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不仅如此,从领导人订单的金额上,还可以清楚地分辨两国的关系是亲密还是生疏。
    “领导人订单”,自古做的是人情
    早在南宋,朝廷就开始和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间开展的马匹贸易,明永乐年间郑和出访船队与“南洋”各国间的贸易,中国宁波和日本长崎间的“勘合贸易”等,都可以被视为“领导人订单”的雏形。
    例如大理国特使访问南宋,推销本国所产马匹,尽管地方官指出,大理所产马匹品种不佳,不合战阵之用,但南宋朝廷却出于安抚、拉拢和“不欲边境生事”的目的,象征性地购买若干。明朝对日本的“勘合贸易”,政治、外交色彩更浓,至于郑和下西洋,更是“贵入贱出”,做赔本买卖,其目的纯在于“柔远敦睦”和显示明帝国的富强国力。
    然而这种原始版本的领导人订单存在许多令人诟病之处。最令人不满的,则是片面强调订单的政治、外交属性而忽视经济属性。
    如郑和下西洋历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许多国家,这些国家许多和中国有传统的直接、间接贸易联系,民间贸易原本有利可图,但明朝片面强调 “宣示国威”、“招徕远人”,一方面把本可卖出好价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以“友情价”半卖半送,不仅损失国家利益,还变相冲击了本国民间商人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用国库里真金白银买回的各种海外产品,许多根本不合用。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所“进口”的一些外国产品,如硬木、香料等,因国内用途不大,严重积压,官方不得不将这些东西折价充作各级官员的“实物工资”强行摊派。
    怪不得郑和死后多年,明朝皇帝试图再次启动下西洋“工程”,惊恐万状的户部官员竟把郑和留下的档案藏匿、销毁,其台面理由主要是“政府财政吃不消”,不便说出口的理由,则是担心“实物工资”摊派比例更大影响了自己的利益。但不论是哪个理由,中国古时候的领导人订单重政治、外交而轻经济效益,是造成这种怪现象的根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曾长期处于被封锁、被包围和被孤立的状态。为争取外交空间,领导人订单的现象同样常见。
    如号称“新中国非洲进口第一单”的埃及棉花订单,就是在当时(1953年4月)并不急需的情况下为争取埃及而签订的。此外,如毛泽东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时购买的米格-19战斗机(为照顾“老大哥”情绪将需要和暂不需要的型号都购买了一批),周恩来总理访问伊拉克时进口的椰枣(俗称“伊拉克蜜枣”,当时中国并不急需),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时订购的散货船(当时中国已能制造且质量、价格都不逊色)和细钢筋(中国当时不缺,为避免进口散货船空驶回国而订购)都属于这类情况。
    除了有形的“领导人订单”,还有无形的。最典型的就是援助和援建。改革开放前,中国在非洲、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援助、援建的许多大型项目,包括铁路、公路、水电站、体育场馆、政府办公设施等,许多都是“领导人订单”。这些项目不少起到了特殊的政治、外交作用,甚至为中国重返联合国铺平道路。但在当时中国自己经济实力不强,国力、财力均不宽裕的情况下,这些项目在经济上是并不划算的。
    当代订单:几家受益几家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结束了以往“政治优先于经济”的外贸、外援政策,开始注重经济效益和政治、外交效应的平衡。那种不量入为出的“慷慨大方”,随着1982年时任中国总理的赵紫阳访问非洲11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新四项原则和1995年下半年彻底改变援外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扭转。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快车道,近10年来更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产品出口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与日俱增,全球利益不断凸显。新时期的“领导人订单”,呈现出与改革开放前迥然不同的场景。
    新时期“领导人订单”最大的变化是,在购买发达国家产品方面显得手笔很大,且往往是外国领导人“送货上门”、“兜售到家”。
    比如法国,2007年11月萨科奇访华,“领导人订单”包括价值100亿欧元的160架空客客机,价值80亿欧元的阿海珐-广东核电集团民用核能领域合作协议,和法国电力-广东核电集团合资建设170万千瓦广东台山核电站一期工程;此次奥朗德访华,“领导人订单”又包括60架空客和一揽子核电合作项目。
    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6次访华,次次满载而归,“领导人订单”除了空客飞机和汽车生产线,还有精密机械、光伏产品、地铁设备等等。仅2012年8月的一次,就包括价值35亿美元的50架空客,价值16亿美元的空客天津组装线,价值2.9亿美元的大众天津汽车零部件生产厂等。
    比如英国,2010年11月首相卡梅伦访华,签署的“领导人订单”总价值高达17亿英镑,涉及绿色技术转让、城市规划、房地产开发、软件支持和维修、碳足迹和能源利用、高校间人才建设、燃气工程技术培训和管理等。
    比如美国,2005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访华,“领导人订单”包括波音客机150架,价值90亿美元;2006年胡锦涛主席回访,“领导人订单”又包括波音客机70架,价值40亿美元。
    而到了2012年2月加拿大的哈珀总理二度访华,“领导人订单”多达23项,总价值约30亿美元,其中仅庞巴迪公司就有支线客机、地铁牵引系统等多个大单。此外,罗-罗航发公司还获得中国东方航空公司12亿美元民用飞机发动机订单。
    同样,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订单”也不乏大手笔。例如与巴西,2011年4月罗塞夫总统访华,仅支线客机E-190一项“领导人订单”,就多达35架,总金额近20亿美元。
    其他诸如“老朋友”非洲,2009年埃及沙姆沙伊赫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中国许诺100亿美元低息贷款;2012年北京第五届部长级会议,贷款额增加一倍。
    “领导人订单”不仅包括有形的“购物”,也包括无形的买卖或特殊买卖。如默克尔访华争取到中国购买德国企业、继续投资欧元区国债市场的承诺;卡梅伦访华,则为伦敦争取到人民币欧洲离岸市场的“第一桶金”;哈珀访华不仅争取到中国对加拿大支柱产业——石油业的投资与合作,也解决了加中旅游目的地协定这个被认为每年可为加拿大创造至少1亿加元旅游收益的“大单”,完成此前10年多届政府未完成的夙愿,还如愿以偿地租回了一对大熊猫;至于美国,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等看不见摸不着,却与经济息息相关的“虚拟订单”,在双边互访中屡见不鲜。
    (摘自《世界博览》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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