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印度腐败“叫好”的一个理由

2013-06-01 00:00  来源:《青年参考》  作者:孟夏译  共有评论

    18岁那年,我第一次行贿。1980年代末,我正读大学,经常搭火车到北方邦首府勒克瑙的图书馆。那是印度人口最稠密的邦,也是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像大多数贫苦学生一样,我总是逃票,跟在来回巡视的售票员身后,以求躲过他的视线。然后在某一天早晨,我被抓了。
    在足足两分钟里,我惶恐地想象着在肮脏的监狱里被关上几天的情景。而在几个别有意味的眼神交流后,我站到了火车通过台里,偷偷把几张皱巴巴的卢比,塞进售票员贪婪的手中。花费是票价的一半,远比罚款或保释金更让我负担得起。
    我偷偷瞥见了售票员青春的样貌。他的这份工作是当地小伙子梦寐以求的,而他很有可能就是通过向官员行贿,才得到了这份工作。比起那些要时常用金钱来安抚警察的非法街头食品摊贩,他的情况好了很多。但他也必须设法赚回那一大笔为得到这份薪水微薄工作,而付出的钱。
    我们两个都是腐败链条上的一环。尽管已过去30多年,腐败仍被认为是阻碍印度成为优秀经济体的首要障碍。腐败涉及我们所有人,从最底层的违章贫民窟住户到富农和巨贾,再到警察、土地税官、大中小学校长、立法委员乃至法官。就连在访客较多的寺庙或神庙附近乞讨的人,都要在伸手要钱前,先往某几个人手里塞钱。
    多年来,我那些中产阶级和上层种姓的印度教亲友,常会提起道德高尚、精英统治的新加坡的种种荣光,而将印度落后归咎于政治上对于长期贫困群体的纵容——这些群体包括低种姓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他们在选民中的比例不可忽视。每当此时,我内心都有些义愤填膺。
    婆罗门和其他上层种姓的印度人,制定了政治经济政策并领导政府。特别是在印度北部,他们占据着政界、商界和学界的绝大多数大小职位。身处这些有利位置,他们得以在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聚敛资源。1991年经济自由化改革后,同一批精英用其地位确保自己优先进入利润丰厚的采矿业、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些都是近年来驱动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行业。
    印度穷人的困境在于,这些机会增加得还不够快。早在1990年代,印度政府开始缩减人员,留给穷苦印度教徒的公共部门职位变得更少,更不用说那些穆斯林了。
    由于缺乏强劲的制造业基础,印度增长中的经济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百万人,提供的非政府岗位也少得可怜。绝望情绪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滋长,使这一群体的自杀率成为全国最高。即使是不体面的工作,招工时都能引发严重骚动和暴乱。一段时间里,新兴的争取机会均等的运动,因为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而缺乏后劲,阻碍了印度全球化经济。但这场运动最多不过被证实是另一次内幕交易。
    这个冬天,我遇到了一位无业青年,他从一个保障贫困人口在农村得到雇佣的福利项目中搜刮钱财。他跟我聊了他做的事,其中包括伪造合约、虚构建设项目,以及向负责分配的官员支付不正当高额回扣。我震惊了:他偷走的钱本该属于印度那些最贫穷的人。
    随后我想起25年前勒克瑙那列火车上的情形,我少了些许愤怒。至少印度某些没有特权的人,能通过行贿来谋得生计和一丝尊严。
    (摘自《青年参考》孟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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