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书信还是拍卖伦理?

2013-06-21 00:00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何映宇  共有评论

    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日前宣布,6月22日将在北京举办一场名为 “《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的拍卖会,拍卖的是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女儿钱瑗的书信。
    此消息一出,102岁老人杨绛先生深为震惊,立即致电这批书信的所有人香港原《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要求撤拍。李辩称,此事为其朋友所为,但却以“为委托人保密是行规”为由对此朋友为何人守口如瓶。这样一种理由,显然颇有猫腻,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么多数量的书信和手稿,其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作为杂志社总编辑的李国强岂会视如无睹,轻易转赠他人?这究竟是拍卖书信还是拍卖社交伦理?杨绛先生不满意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杨绛维权,有法可依
    李国强与钱钟书相识于1979年,并开始书信往来。当时,李国强向钱钟书提出在香港出版集子的想法,在1980年4月12日的信件中,钱钟书婉拒了李国强的邀约。
    拒绝两次之后,经不住李国强的盛情,钱钟书最终同意,在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文论集,题名:“也是集”。此书分两部分,上部为1979年以后钱钟书发表的三篇谈诗歌和小说的重要文论,包括:《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译诗 〈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和《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下部则是钱钟书从《谈艺录》补订本中摘选出来的文论笔记。虽然篇幅不是很大,却可管中窥豹,钱先生在其中旁征博引宋以来的诗话和西方论著几百种,条分缕析,纵横开阖,一代学术大家风范尽显。
    两人往来书信时,一开始,钱钟书称呼李国强:“国强先生”,后来称呼:“国强吾兄”,可见关系亲密了不少,在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去世后,李国强仍与杨绛有书信往来。
    香港《广角镜》杂志社,隶属于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于1972年创刊,大十六开月刊,是香港一本重要的时政新闻类杂志。其出版社曾经在1981年出版过梅绍武先生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梅兰芳》。就是这样一位曾经的总编辑,擅自将书信拍卖,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他是想要造福钱学研究者有更多研究的资料?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倪文尖对记者表达了他的看法:“在没有得到杨绛先生的同意之前,擅自将钱钟书先生写给他的书信拍卖,于情于理显然都不太妥当,杨绛先生有意见也很正常。不过,如果从我们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研究者当然希望掌握的材料越多越好,这样才能全面、立体地了解你的研究对象,避免平面、片面的危险。文人之间,总有一些臧否人物的习惯,即使真的被公开,这也无损于钱先生的声誉,其实不必太过担心。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家属当然希望维护家人的正面形象,但这就会给研究者造成深入其内心世界的困难,当然,这都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在法律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谈研究的问题。”
    张爱玲:苍凉的告别
    无独有偶,之前,张爱玲书信集的出版,也引起许多张迷的不满。
    2007年,苏伟贞在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谈他和张爱玲书简往来的往事;2008年庄信正在台湾印刻出版社出版 《张爱玲来信笺注》,公布他和张爱玲往来的84封信;今年3月,著名学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夏志清教授在台湾地区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收入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信件118封,夏致张信17封,共135封(其中32封首次面世)。
    张爱玲生前,与其通信最频繁的,就是她生前的两位挚友,一是宋淇,一位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夏志清先生,后者,他们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通信。1997年4月,即在张爱玲去世还不满两年之时,夏志清就在台湾《联合文学》上连载他整理的张爱玲信件,至1998年8月为止,共100封,后因夏志清有事在身,暂停了连载 (2002年夏志清又在该刊上发表了第101、102、103封信)。
    一部分骨灰级张迷觉得,“祖师奶奶”的隐私就是隐私,何必公之于众?总有些不堪回首,总有些难言之隐在书信中流露,窥探他人的隐私就是看客的快乐吗?
    但毫无疑问,夏志清对于张爱玲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没有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哪会有张爱玲的今天?所以他们二人的书信,自然弥足珍贵,张爱玲去世之后,每一封公开发表的信,任何新的只言片语,都会引起文坛的极大关注,更何况是和夏志清的上百封信件?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比如,1969年张爱玲进入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两年后因和该校教授陈世骧产生矛盾而被陈解聘,这次打击对张爱玲晚年的生活影响很大。
    此事细节,旁人不得而知,而张氏在1971年7月10日的信中详细记录了她和陈产生嫌隙的来龙去脉:陈世骧表示他看不懂张爱玲写的学术报告,张爱玲闻言发怒,冷言反讽:“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两人因而结怨。夏志清按语点评,张爱玲与陈沟通不善,最后导致两人决裂,张被解聘,丢掉工作,生活堪忧,此消息传遍美国,更让人觉得大作家连学术报告都写不了,甚至影响她的声誉。
    熟悉张爱玲的都知道,她晚年长期为皮肤瘙痒病所困扰,总是幻想房子里到处是虱子,因为“虫难”而到处搬家。她18岁时写下的名句:“生命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似乎是一语成谶,在她晚年写给夏志清的信中,多次提到了“虫子”,1984年12月22日的信中她更写:“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是从何说起。”在没有固定收入的漂泊和精神虫子的噬咬中走完一生,这实在是一种苍凉的告别。
    一方面,好奇心很强的普罗大众自然有窥探名人私生活的欲望,另一方面,需要还原一个人的历史真面目,不能仅靠表面的那点光环,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错过。书信集就这样出炉了。倪文尖认为张爱玲的情况和李国强事件又有所不同:“张爱玲去世后,她没有直系亲属,她的遗产继承人是宋淇、宋以朗先生,那么只要宋以朗先生不反对就没有问题。”著名学者陈子善先生虽然觉得李国强事件他不便发表看法,但也觉得张爱玲的书信出版无可厚非:“张爱玲的事和钱钟书的书信拍卖不一样啊,杨绛先生还健在,没有她同意就拍卖很明显说不过去,但是张爱玲早就去世了。”
    (摘自《新民周刊》何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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