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迷途:读经少年重回体制教育

2016-09-21 00:00  来源:《新京报》  作者:罗婷/汪婷婷  共有评论

    十年前,读经热进入高潮,全国近百家读经学堂雨后春笋般建立,大批少年离开体制教育,进入读经学堂求学。如今,最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他们也成为了这场体制外“教育”的实验品。从狂热、受挫、困惑到反思,他们推翻了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那么,最早的这批读经孩子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你儿子是大才啊”
    很少有人的求学经历,比济南少年郑惟生更曲折。
    郑惟生的书架与同龄人不同,没有科幻小说,没有日本漫画,除了儒家经典,就是佛经:《沙弥律仪要略增注》《大佛顶首楞严经》……过去九年,郑惟生曾整本背诵过这些经书。但如今,他已不愿哪怕再翻开一下。
    这个炎夏,他正在备战英文自考。19岁了,最基础的小学英文都不甚了解,一切都得从头再来,很是吃力。
    8月12日,在济南家中,说起儿子读经这九年,郑惟生的母亲李璇感到迷茫,为什么这条开局充满希望的读经之路,最终偏离了正轨?
    2008年,郑惟生在山东师大附小上四年级,他从小爱看书,但作文成绩老是上不去。在李璇眼里,儿子上学是在受罪,而受罪的根源是学校教育出了问题。
    一天,学校发了一张光盘,是台湾学者王财贵的演讲。王财贵,台中教育大学教授,1994年在台湾发起“儿童诵读经典”的教育运动,随后来到大陆宣讲。历经20年,他一手缔造了“老实大量读经”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被大量拥趸所追捧。
    演讲中,王财贵描述了李璇一直梦寐以求的愿景——教育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只要通过简单的读经,就能将孩子塑造成大才,甚至圣贤。
    她被这种理念感召,送孩子去上读经学校的作文培训班。第一篇作文郑惟生写的是孔子,600多字,读经班的老师感叹:你这儿子是大才啊!千万不要在学校里耽搁了。
    李璇雷厉风行的性格在这点上体现无疑——立即给儿子办了退学手续,送到了北京一家读经学堂。此举遭到郑惟生父亲的强烈反对,但没有拗过李璇。
    学堂的日常是背书、学书法、练武术,不用每天都做作业了,郑惟生并不抵触,还觉得“好玩”“新鲜”。
    和李璇一样,更多的家长并未读过经典,他们有个朴素的想法:学堂里“不仅教知识,也教做人”。
    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
    对郑惟生来说,读经生涯的正式开端,是2009年,母亲嫌北京的学堂太宽松,把他送进河北承德山中的新学堂。
    那正是国学热最盛的时候,这年《百家讲坛》蝉联 “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的十大央视栏目”冠军。数量巨大的人群支持传统文化、学习儒家经典。遥远的南方,深圳凤凰山上开起了上百家读经学堂。
    但郑惟生觉得,日子变得难熬起来。新学堂在深山之中,满山的草木长得疯野。出山没公路,得坐农用拖拉机。十多个学生,每人一间十平方米的毛坯房,糊了粗糙的水泥,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没有暖气,也没有电子产品。学生们各占一座山头,不许互相来往。四下也没有村落,傍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12岁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不免有凄清之感。
    漫长的冬日,四点半就要起床读经。寒风瑟瑟,小屋子里,只能听见自己背书的声音、窗外粗野的风声、火炕下柴火烧裂时的声音。山上没得吃,他们就整月地吃南瓜。没有澡堂,整个冬天也就没洗澡。有一年春节,他甚至不被允许回家。
    郑惟生说,他觉得最难克服的并不是生活的艰苦,而是求学的困惑。这里说是读经学堂,实际上是佛家的道场,堂主信仰佛教“净土宗”,宗教化极强。郑惟生背诵的经典,虽然也包括四书五经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净土宗的佛经。老师要求学生要“销落妄想”,以“禅定”的状态来背经。
    佛经中的 《普贤菩萨行愿品·别行疏抄》,全书十四万字,郑惟生背了整整一年。背诵,不认字、不释义地背诵,就是这所学堂课程的全部。郑惟生认为,没有老师讲解,学生不理解文章意思,背诵是没有意义的。老师的观点则针锋相对,反对学生在成熟之前大量读书,“知道的知识越多,你的障碍越重”。在一本经典背诵教材的序言中,编者明言:最好的读经老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或者会按下复读机开关按钮的人。
    学堂里有大量藏书,但大部分都被明令禁止阅读。如《史记》《曾国藩家书》等都是禁书,理由就是老师反复强调这些书“增长所知障”,禁止读书是为了“培养清净心”。
    刚开始,郑惟生被允许拥有一本《古代汉语词典》。他发现词典的词条释义中会引用古文例句,还能在背经典的间歇偷看零碎文句。但最后,老师发现他在偷偷理解词句的意思,词典也被没收了。
    入学一年后,他被允许独立学习,便开始了一项冒险计划:每天午夜十一点,等老师入睡后,溜进另一座藏书山头的“往生堂”,打着手电筒读书。
    他此后回忆:“在往生堂的手电光照中,我发现了另一个国学经典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活灵活现、熠熠生辉的。”他觉得那些被幽闭的精魂,才是斯文所系的命脉,而私塾的“读经教育”,则很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东西。
    回到体制教育
    2012年,长长的书单也到了背完的时候,学堂生活的宗教化规定也变得更琐碎严格。摆在郑惟生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职业化的佛家居士,要么离开。他选择了后者,去了密云山中另外一个学堂继续读经。这个学堂更加偏远,孤独的大山中,加上他在内,总共只有三个人七条狗。发电靠太阳能,雨天和大雪,还会断电。
    这时,郑惟生已经长成15岁的少年。没有老师讲经,他独自背了1700多遍《弟子规》。
    浙江、福建两省交界处的温州市竹里乡,“文礼书院”就藏在一片山谷中,山涧深邃,翡翠色的河流,两岸是稠绿的树林。在读经界,文礼书院是公认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体制教育里的清华北大。如果把读经比作一个流派,那书院创始人王财贵,就是“读经派”的教主。他提倡“老实大量读经”已经多年。
    文礼书院于2012年9月28日成立,每年招生两次,现在有学生33人,由王财贵亲自授课。文礼书院入学条件极为严苛,学生们要通过“包本”,也就是对着录像机,一字不漏地背下《论语》《孟子》《佛经选》《莎翁十四行诗》等30万字经典,才有入校资格。
    郑惟生最初的理想也是考取文礼书院。辗转多家学堂,准备“包本”背完30万字。背了20万字后,他意识到,一切努力不过是徒劳。“我不是怕困难和枯燥,是怀疑这么做没有意义”。
    在海南一家学堂,他把书一扔,干脆跟着渔民出海去打鱼。不仅是郑惟生,从读经学堂出来之后,很多学生都不愿意碰书了,他们忘掉失败感的方式,是迷恋电子产品,一个学生有一个诺基亚手机,“俄罗斯方块”他玩了一个冬天。手机没电了,就充着电玩。也有人看韩剧,一看就是一整天。
    2015年,郑惟生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自考。自考、艺考,回到体制教育,这也是大多数读经孩子最后选择的路。
    同年,近十位读经孩子的家长陆续找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柯小刚。柯小刚穿布衫,蓄长须,一副夫子模样。他长期观察民间读经运动,常发表建设性意见。他自己也开办书院,在业余时间教授国学。找过来的家长们,家庭情况大多相似:经济宽裕,母亲是佛教徒,坚持让孩子读经;有人多年陪读,还有夫妻在是否送孩子读经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就此离婚。
    母亲们对孩子的未来有美好想象,希望他们脱离体制内的题海战术,成为知书达理、通晓古今、能诗能文的君子,也为自己的家族企业培养出一个儒商,或许孩子还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希望破灭后,她们既焦虑又烦躁,悔的是耽误了孩子的青春,不仅没有成为君子、大才、圣贤,而且连书都不爱读了。家长们认为,柯小刚或许可以为他们出谋划策,提点一下孩子们的未来。
    柯小刚对他们的主要建议就是自考。这两年,有近十位读经学生跟着柯小刚学习,一边在同济大学旁听,一边准备自考。柯小刚发现,这群学生的功底太差,识字量不行、错字连篇、英语更是处在小学入门水平。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他们写得吃力,他也改得吃力,要从标点符号改起。
    不仅如此,学生们都处于一种相当不安的状态,没有学习兴趣,没有自觉能力。他们性情很乱,既自我边缘化、又掺杂着傲娇和自卑。英语底子差,柯小刚就建了一个英语学习小组,让他们每周聚在一起学习。学了两次,学生之间就有了矛盾,几个孩子天天找到他投诉,讲别的孩子怎么不好。有三四个不能适应的孩子,干脆放弃了自考,又回到学堂里去了。
    柯小刚显得很沮丧,他曾对读经教育抱有希望,希望能培养一些真正的能读经、为往圣继绝学的贤者和君子,但在这些孩子身上,他看不出这样的志向。
    从狂热支持者到坚定反对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最早的一批曾被“圣贤教育”吸引的家长们,如今已从狂热支持者变成坚定的反对者。数十个微信群里,他们每天都在讨论,如何以消防安全、办学资质、非法集资等理由向政府举报,让文礼书院关门。
    而少年们心里,这种变化则更为微妙。他们对十年读经教育的反叛,是余生再也不愿接触和国学有关的任何东西。
    柯小刚发现,这些自考的学生,曾相信体制教育是糟粕,而现在,他们会很羡慕体制内的教育。在对各种专业的憧憬里,他们更倾向于离国学远一点的,比如设计、国际关系。
    柯小刚曾建议一位学生,以健康的学习方法学完经典,开学堂教书,这位学生反应强烈,觉得像噩梦一样,马上拒绝了,“宁死我也不干。”
    “读经给他们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整整十年,没有理智的乐趣,没有感受力的乐趣,没有想象力的乐趣,只有长年累月的无意义。”柯小刚说。
    在郑惟生这里,反思读经之路,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他的青春就是在读经中度过的,与局外人的反思不同,对读经的每一点怀疑,都是对他生命意义的怀疑,读经方法的所有失误,都是他生命的失误,他说,“我心如刀割”。
    对读经教育的另一种反叛,在于学生们与家长的关系陷入紧张。
    郑惟生读经九年,母亲陪读至少五年。到了读经末期,前路无着,母子俩都是一个头两个大,关系紧张,频繁爆发争吵。2015年,他在内蒙古一所读经学堂耗了几个月,决定放弃“包本”。这决定是他独自做的。他不再愿意征求父母意见。
    (应采访对象要求,郑惟生、李璇为化名)
    (摘自《新京报》罗婷、汪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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