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任继愈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2016-08-21 00:0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任远/任重  共有评论

    今年是任继愈诞辰100周年。人渐行渐远,凡事早该尘埃落定,时间,改变着一切。但是有时候正相反,过去不注意,没有深入考虑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回忆过程中,倒是觉得线索明晰了。消失已久的1959年任继愈在毛主席家谈话记录最近被发现,让我们对任继愈的思想和为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本文系任继愈子女的回忆文章。
    发现谈话记录
    我们整理父母遗存的文稿、书籍,无意间发现一个很旧的硬纸夹子,里面放着几个牛皮纸信封。打开其中一个,里边有两叠发黄的稿纸。一份留有我母亲字迹,绿格400字稿纸,共8页,其中父亲做过个别的修改;另一份留有我父亲字迹,红格500字稿纸,共7页,没有修改痕迹,应该是整理完最后抄写版本。两份内容比较,主体部分完全一致,绿色稿纸内容稍多一些。这是两份手抄“毛主席接见任继愈谈话经过”记录,记录的内容是父亲1959年10月13日和毛主席谈话要点,是事后根据回忆整理的。
    绿格稿纸最后还注明,1967年4月让孩子抄过一次。那时“文革”正值高潮,造反派全面夺权已经开始,社会非常不稳定,家里也多次被各种“红色组织”抄过。也许父亲是为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做个准备。但是抄的那份文稿至今未再见到。
    父亲一辈子学哲学,教哲学,研究哲学,对个人荣辱之类的事物看得比较透,比较淡。他看不上有的人借着领袖的威望树立自己形象。所以这次谈话,他完全是按照一项非常重要工作任务来看待的,不但没有大肆张扬,甚至从未自己主动提及。他的同事、学生也都不太清楚谈话的过程,即便是我们问起来,他也是只言片语,从不多说。他去世后这几年,我们完全遵循他的一贯态度,他自己不说的,我们也不多讲。
    现在想根据这份记录多说几句,简单说,是因为半个世纪后,这件事还受到各方关注。
    谈话之后的1964年,按照毛主席批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父亲是第一任所长。一开始这个单位和学部另外几个同时建立的研究所,都处于保密状态,叫做北京XXXX信箱。从筹建到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主要是做聚集和培养人才、系统了解和掌握宗教动态几项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开创性的理论研究。研究所分成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个研究室,首先进行了各国宗教概况的调查,并且出版了自己的期刊《世界宗教动态》。
    “文革”运动中,学部是众矢之的,整体下放河南五七干校。“文革”结束,宗教所得以恢复工作。随着解放思想,各种思潮空前活跃,各种针对父亲的说法也就纷至沓来。
    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上对这次谈话也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和评论。
    肯定的说法和《毛泽东文集》说法差不多,最常见的是“凤毛麟角”“首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学,毛泽东主席肯定了他开辟的哲学史、宗教学研究的新途径”。
    否定的评论不一而足,都很少涉及学理上的争论,似乎父亲的学术成就是靠着毛泽东才作出来的。
    这些不同的说法,除去个人或团体的因素(立场、利益)外,人们对事实本身和产生谈话的情况背景不了解也是个原因。于是就想在这里抄录一些记录中的内容,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谈话的情况。
    记录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接见谈话的时间是1959年10月13日凌晨4点半到7点半;地点是中南海毛泽东同志住地;当时在座者除了毛泽东同志和父亲外,还有陈伯达、胡绳和毛泽东秘书林克。
    谈话记录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
    2.关于哲学问题
    3.关于逻辑学方面的问题
    4.关于百家争鸣和学术批判问题等等。
    这份记录中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内容,包含哲学和宗教问题,和《毛泽东文集》所述,他人公开发表的文章说法一致。毛泽东在更早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谈过差不多的意思,一直到1964年还谈到过,前后意思是完全一致的。林克同志晚年的回忆录所述也是完全一致的。看来这是毛泽东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意见。作为党的领导人多少年来一直关注这些哲学、宗教问题,应该是出于世界、国家的实际情况,为提高理论水平,了解现实状况,树立新中国社会共识,指导国家健康发展而提出的。
    我们后来问过父亲,他和毛泽东谈哲学、宗教问题的感觉是什么。他说也没太想到,作为政治领袖,他在哲学、宗教方面书读过很多,而且真看透了,记忆也很准确,谈话中准确引经据典来加强对观点的支持。他说毛泽东视野宽,掌握社会情况,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并不偏颇,交流中谈话轻松而且深刻。
    毛泽东见面就说:“今天晚上不打算睡了,想找你来谈谈。你写的全部文章我都看过了。”“我看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有些地方还有可取之处,但他没有讲清楚。你写的佛教禅宗的文章我也看了。对于禅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完全抹杀它,是不行的。”“王阳明接近禅宗,陆象山不太纯。(意思说不十分像禅宗)”毛泽东对陈伯达说:“禅宗的《坛经》你们看过没有?我早就说过,要你们找来看看。继愈同志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很容易看。”接着他背了几段《坛经》,并作讲解。在这份记录中未详细说明毛泽东是如何讲解的。林克同志的书中讲到毛泽东“对禅宗更为关注,对禅宗六祖慧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慧能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时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为毛泽东称道。毛泽东言谈幽默诙谐,有些话含蕴颇深,值得回味,不能说与禅宗全然无涉。”
    记录中,毛泽东还说:“中国哲学史,古代先秦部分研究的人比较多,近代现代的已开始注意起来了。只有中间一段似乎注意得还不够。你们有人注意这一段,很好。”
    “研究哲学史,对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艺也要注意,它们的联系很密切。你对历史注意不注意?对当前的问题关心不关心?”
    “宗教史也要研究。佛教史你在搞,很好。道教、福音书有没有人搞?”
    “基督教(福音书)还是要抽个把人搞,你们是一个500人的大系嘛(这里是指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父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他们对它有了迷信就不行。”
    “老子的问题你们争论得怎么样了?”毛主席指着陈伯达对父亲说:“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吧?”
    “古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值得学。禅宗的独创精神,成佛不要去西天。”
    “《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我们是不放第一枪。现在印度骂我们,我们不动,等到一定时机,我们就狠狠地还击一下。”
    “《礼记》的礼尚往来也学了,对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左传》的‘退避三舍’也学了,我们打仗有时一退不止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我们有时一退几百里。”
    1978年12月20日父亲发表于《文汇报》的《忆毛主席谈古为今用》说:主席屈起一个手指,说我们学《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在对敌斗争中坚持不放第一枪;然后又屈起一个手指,说要学《左传》的“退避三舍”,在井冈山反“围剿”时,解放战争时打莱芜城时,都曾经大踏步后退,甚至一退几百里,不止三舍;接着又屈着第三个手指说,我们学《礼记》的“礼尚往来”,对敌斗争,不无辜寻衅,敌人挑衅,也不立即报复,等待时机,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敌人。这里讲的就是1959年10月13日凌晨毛主席的谈话。
    记录关于哲学部分有这样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讲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的规律。现在把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伦理学、法律、文艺都放在里面讲,如何包得下?像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从前可讲得不多,经过这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太丰富了,是不是要独立出来单讲呢?”
    “一切东西都是发展的,动物是从植物发展来的,最初是先有的藻类。动物植物将来未必有一条不可改变的界限,以后若干年,植物也可能动起来。如果动植物之间没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人吃植物就不能活下去。”
    记录的最后是父亲的附注说明。他说,这份谈话过程是根据回忆整理,仅记录了毛主席的话,内容分类是整理时加上的。回忆会有遗漏。陈伯达和胡绳没有讲更多的话,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写在这里,未记录在其中。
    “这次在毛主席家的谈话是大家围着一个方桌,交谈很随便,中间吃了一顿饭,边吃边谈。胡绳和我到毛主席家比较早,陈伯达因司机不在,晚到了一个小时。离开时林克同志还留了电话。”
    记录还涉及其他问题,不再一一赘述。
    父亲与毛泽东
    有人说任继愈的诸多经历中,最受人们关注的还不是哲学史、宗教学研究,而是他与毛泽东的交往。
    他对这个谈话三缄其口,原因是他做人的准则。他特别喜欢竹子“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尚虚心”的风格,大概这是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以前住平房,后来住楼房一层,他都会在自己窗前种上竹子,长到最茂盛的时候有几百棵,俨然是个小竹林,晚上群鸟栖息,白天阳光透过竹林照进窗户,室内一片淡绿。父亲去世后,竹子就开花、枯萎,一片竹林现在活着的竹子已寥寥无几,这是个巧合吗?
    他在研究哲学史、宗教方面和毛泽东的想法有共鸣。
    毛泽东说:“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他们对它有了迷信就不行。”父亲的观点是,国家要研究宗教,是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参与国际交流和构建新的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大事;信徒可以研究宗教,但承担不起此重任。研究宗教讲无神论,避免先入为主、人为造成局限,使研究丧失科学性。学者和信徒的研究,如果要比喻一下,那就是:人站在神像前,能看到神像雕塑整体的完美;跪在神像前,只能看到神像脚的一个部分。
    在他和毛泽东谈话之前和之后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也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到国外去访问,很关心外国大学的神学院宗教研究和一般大学宗教学系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一字之差就是两个领域的差别,答案他心里早就清楚。
    研究哲学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宗教,尤其是儒、佛、道三家。毛泽东认为不错的文章,主要就是研究佛教问题。1960年代父亲主编了那部影响很大的四卷本教科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直到1990年代,仍然在出版。90年代初,父亲组织修改,未及完成,暂时搁置。1997年,李申教授参加修改,2003年修改版出版),他对其中以阶级分析为主线的原则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听他自己说过,作为大学教科书,只能是采用现阶段大家能接受的说法,不能借此只讲自己的观点;同时把能用的材料尽量搞准确,重要的观点不能遗漏。这部受欢迎的教科书在
    
    1980年代虽然出版社有兴趣再版,他却不满意了。他认为二十年前编书时的许多看法,或者已经过时,或者当时就不是他所同意的思想,现在必须根据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重写成一家之言的《中国哲学史》。这就是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多少年父亲一直在考虑按照自己的思考,写一部具有最新材料最新见解的哲学史。他认为,要写就要充分表达自己研究的成果,当没有条件时可以不做,省下的时间为后来做些资料的准备工作,相信后来人的学识和眼界会比我们好,能作出更好的成果。到了晚年,父亲又计划要写完全属于自己的一部哲学史。但由于主编《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续编》等繁重的组织和资料工作,占据了他太多的精力,没有来得及写成,非常遗憾。
    “文革”开始后,父亲看到瞬间让人们变得近乎疯狂的这场“革命”,丑恶灵魂的拙劣表演,思想、文化、经济的极大破坏,出于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担忧,他心情非常沉重,非常苦闷。当时学校停了课,我们无学可上,就学着做半导体收音机,后来给一个简易电唱机装了放大线路和喇叭,能直接播放唱片。父亲买了一张《国际歌》的唱片,是红色塑料膜的那种,在我们记忆中,这台唱机也就只放过这一张唱片。他就经常一个人反复听,并说,《东方红》多了,《国际歌》少了。当时我们并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文革”给人们留下噩梦般的回忆,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不少人写了回忆文章,父亲也说,有可能他应该写一部“文革史”,还着手收集了不少素材。大多数人写“文革”是记录遭受的磨难,非人待遇,他则考虑中国哪里出了问题。他认为“中国宗教势力太大,又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从朱熹以后,教皇和皇帝就是一个人,政权可以转移,但宗教没法消灭,可随着皇权的颠覆,儒教也就垮掉了。但它的影响还在,我们的困难也就在这里”。
    父亲认为儒教不只是哲学学说而更是宗教。神都是人造出来的,没有希望造神的人就不会有神。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其中很多东西值得我们今天去继承、去研究甚至发扬,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符合的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基础和封建帝王的要求。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宋明以后的儒教,提倡忠君孝亲、尊孔读经、复古守旧,都是文化遗产中的糟粕,是民族的精神赘疣”。还说:“如果我们的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都照儒教的规范行事,那就要脱离生产,轻视劳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们神龛里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位,虔诚礼拜,终日静坐,‘如泥塑人’,天天在‘存天理,去人欲’,将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又怎能立足于世界呢?”
    父亲病重期间还对“儒学治国”的类似说法颇感忧虑。在这以前他就指出:“历史事实已经告诉人们,儒教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优良传统。它是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它是使中国人民长期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总根源。”
    在他看来,因为现在工作做得好,经济发展快,有人就归结到是传统文化发挥了优势;但这就像赢了球,你高调如云都没关系,话可以随便说,可要输了球,你说什么也没人听。
    父亲从熟悉的哲学、历史角度观察,认为中国五千年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第二件大事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正在进行中的第二件大事,毛泽东是参与者,也是推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功绩是因为他参与和领导的中华民族的事业的伟大。
    从1959年的那次谈话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哲学史主线变化、宗教研究的指导思想摆动、研究队伍组合分化、“文革”动乱中人们扭曲的行动、改革开放后的大浪淘沙、消灭传统文化和崇拜传统文化,等等,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父亲的一生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经历了诸多政治运动。他这一辈子,不畏疾病,不畏逆境,不惧压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国文化作出了一份贡献。各种磨练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强,思维更加敏捷、锐利,看问题更加深刻、有远见;无论做人,做学问,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摘自《中华读书报》任远、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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