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西北之行

2016-07-21 00:00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吴志娟  共有评论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西北之行是当时轰动中国新闻界与政界的一桩重要事件,这是自1939年以来新闻界首次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长达5年的新闻封锁。此时的中共在1943年至1944年间虽已走出各种发展困境,但若想继续发展壮大,需扩大对外发展空间,需获得外界更多的舆论支持与实际援助,而这并非国民党所愿。于是围绕记者团西北之行,国共双方舆论宣传战硝烟再起。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组建
    1943年底1944年初,驻渝外国记者为了解被国民党长期封锁的延安的真实情况,向国民政府提出访延申请,并强烈要求当局解除对有关中共问题的新闻舆论管制。国民政府虽百般不愿,但最终不堪承受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而被迫同意。外国记者为何提出访延申请?这与1940年代初二战战局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国共关系及其政局有关。
    1942年至1943年间,随着国际战事发展,美英等盟国为实施其“先欧后亚”战略,对中国战场在远东牵制日本的战略作用和地位颇为重视,尤其是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欧洲战场对德作战进入关键阶段,牵制日本的亚洲战场战略地位更显重要。此后不久,开罗会议召开,正式确立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战略地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时刻,中国需加强与美英苏等盟国的团结,盟国也需中国内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此时国共关系成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维系团结的关键因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二战战势战局逐渐好转,中国战场内部政治格局及国共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国民党此后加大了限共反共步伐。盟国不希望因国共关系恶化而影响亚洲战场,从而牵连欧洲战场,开始日益关注国共关系动向。尤其是1943年春季至秋季,蒋介石密谋闪击延安事件被中共公开后,引起国内外社会广泛关注,纷纷要求探明真相。
    实际上,长期以来国共双方天壤之别的舆论宣传,使外界对国共矛盾冲突孰是孰非,一直莫衷一是。加之国民党对中共边区的全面封锁,使其更增添神秘色彩。诚如访延记者所言,同情者“将边区目为圣地”,反对者“斥边区是封建的割据”,将边区批得“体无完肤”。美国记者斯坦因也发现,美国人自己不能判断国共争端的原委,因其所得到的相关信息都是“来自国共两党不完全而且极其矛盾的叙述”。他们意识到,若要获取“合理、正确”的答案,有必要派遣一些观察者前往边区。为此,美国外交官、军官和新闻记者不断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驻渝外国记者也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批准其前往边区采访。
    第一个向国民政府正式申请访延的是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他于1943年11月6日提出申请。蒋介石在了解福尔曼相关背景后予以拒绝。1944年2月,斯坦因、爱金生等6位外国记者联名致信蒋介石,要求赴延采访。此后,驻渝外国记者多次向当局提出此类要求,国民党皆以各种理由一再拖延。此时美国政府也开始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派遣美军观察组赴延。
    在美国政府多次施压和各国记者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不得不于2月23日对外宣布同意外国记者赴延采访,但对具体赴延日期则借各种理由一再拖延。后又经几番周折,直至5月17日才最终得以成行。
    申请访延的是外国记者,为淡化专访边区色彩并加强对访延行程的控制,国民政府中宣部组建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加入数名中国记者与国民党陪同人员。对于外国记者成员的选定,当局不便过多强行干预,只以积极申请者为限控制参团人数;对于中国记者以及陪同人员的选定则煞费苦心,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海外部、中宣部、中统局等部门参与其中。国宣处提出参团人员条件为“深知外记者心理而能运用者”“深悉共党‘阴谋’而揭破者”,带队人选为“在党政双方都不居显要地位者”;国民党参团者的任务是“不使外记者受共党宣传之诱惑”“尽量揭露共党措施之弱点”。为掩人耳目,当局平衡了成员组织的政治倾向,最终选定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6名外国记者和9名中国记者,另加上领队谢保樵、邓友德和其他工作人员等,共计21人。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是首次由官方正式组织的访延记者团,引起社会各界密切关注。对国共而言,其影响不同于以往私人采访,双方都颇为重视,尤其是对外国记者。这些外国记者所代表的通讯社大多是各国官方支持的,肩负着不同程度的政治使命,如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等;有些虽原本为私营,但来华后也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信息和资料等服务。国民党对这些外国记者深感不安,因他们所影响的是不在其可控范围内的国际舆论。国民党对国际舆论的敏感与重视,来源于作为一个欲寻求国际支持与援助的弱国对自身外在形象及舆论的敏感与重视。此时的中共面临国民党重重封锁,被当局政治边缘化,甚至还需为谋求自身合法性而斗争。在缺乏更多能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其他渠道情况下,中共对新闻媒体的依赖性相较国民党而言更强。记者团来访无疑是共产党人直接对外扩大宣传的一次大好时机,中共方面自然不会错过。
    记者团“非共产区”之行
    作为一次由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采访活动,从记者成员的选派、新闻审查等随行人员的部署到行程的安排等皆由国民党掌控。据《唐纵日记》记载,此前国民党在制定对访延外国记者的宣传对策时,猜测中共对外国记者的意图是宣传“共党如何抗战”,同时要求“同盟国给予直接接济”。对此,国民党拟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思路:一是在外国记者面前不必过高估计中共实力,使盟国对中共“不加重视”,不必对其“有何期待”;二是承认中共“实力不可忽视”,“有国际奥援与赤化东西之野心”,向外国记者说明“共产党之国际性与苏联之关系”以及中共“攫取政权”之企图。从国民党安排记者团先参访“非共产区”以淡化专访延安色彩及其在此前后的一系列宣传措施和反共言论来看,国民党最终采取了前一种宣传对策。
    在记者团启程前,国民党便抢占先机,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和反共宣传活动,试图影响外国记者视听,抵制中共宣传。2月至3月间,当局拟定《招待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外报记者赴陕北参观办法》等,预测各国记者可能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制定相应对策,并对外保密。4月初,胡宗南奉命令西安一带国民党特务伪装成各色人物,准备向外国记者制造各种伪证以攻击中共。在重庆,为抵制中共宣传,国民党限制外国记者与中共接触,并扣发删减其拍发有关中共的稿件;同时在报纸杂志刊登文章,“提醒”“引导”外国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需要关注的问题。此外,国民党对内营造国共和谈气氛,试图通过掩饰国共矛盾弱化国内外对中共问题的关注力度;对外则加强反共言论宣传,如发表中共问题报告,攻击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将反共言论的《延安内幕》一书英文稿寄至美国发表,配合国内的反共宣传。
    面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中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针对国民党精心挑选倾向国民党的右派记者以及新闻检查、特务等随同人员,中共发文表示不满。针对国民党在西安部署的反共活动,向重庆当局提出抗议。此外,毛泽东、周恩来还两次电告董必武,速将国民党之反共行径告之外国记者,使其有所准备并注意揭露。针对国民党为争取外国记者的同情而营造的国共和谈气氛,中共有原则有立场地积极回应,决定在此时的谈判中不提方案,表示愿意合作,并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停止封锁”“开放党禁和地方自治”。
    按照国民党当局的行程安排,记者团在参观边区之前需先参访西安、山西等“非共产区”。此举是国民党欲先入为主地占据宣传优势,试图通过影响中外记者采访议程和报道内容来控制有关中共问题的舆论,同时淡化外国记者对边区的印象。
    西安是记者团参访的第一站。1937年国民政府在此开始经营,将这座古城建成为一个专为处理中共问题的重要政治军事堡垒,素有“反共堡垒”之称。此地参访日程主要包括参访地方政府机关与西北青年劳动营。据参团记者斯坦因记载:在此过程中,地方当局一方面对外低调处理记者团来访,对外避而不谈此行真正目的;另一方面安排诸多无关紧要的欢迎活动,限制中外记者自由采访活动的时间。他们听到无数“空洞而庄严”的演讲,“几乎没有时间自由安排自己的事情”。对于他们感兴趣的中共及边区问题,当局先是避而不谈,后避之不能,则采取言论攻击中共政策。当局还安排各种人员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并“提醒”他们不可能在延安找到想要了解的真相,因为共产党人已提前准备了掩饰罪证。
    山西克难坡是记者团第二处必须先行采访之地。抗战期间,阎锡山在此推行山西新政,号称与延安进行“革命竞赛”,颇为成功。此地并非是进入边区必经之地,之所以绕道来此,表面上是由于中共及其军队名义上隶属第二战区,归阎锡山管辖,依礼节需先拜访其上属机关,实际上国民党欲借山西新政的成功,淡化中外记者对边区可能产生的深刻印象。不过对于当时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的阎锡山而言,更多的是站在自身立场而非国民党立场向中外记者宣传山西新政。记者团来访实际上成为阎锡山扩大对外自我宣传的好时机。介绍克难坡与延安进行“革命竞赛”的成就,宣传其治理山西的理念,展示其独掌山西的政治权威,是阎锡山对外宣传的主要内容。
    有关中共以及国共关系问题,中外记者在西安所得到的信息几乎都是负面的,但在克难坡所得到的信息则大不相同。阎锡山在对中外记者谈及中共问题时坦言他本人对共产党的某些积极态度。与其他国民党官员视中共为“洪水猛兽”不同,他肯定中共治理边区的成效并积极效仿之。阎锡山认为边区“行政管理相当好”,军事行动力较强,能“快速行动”并“征集到追随者”。阎锡山属下也向中外记者坦称:无可否认共产党在“技术”与“精神”上之优点。阎锡山在谈及中共问题时“容光暗淡”,谈及八路军时则“忧心忡忡”,可见他对共产党的发展趋势和潜力及威胁甚感担忧。阎锡山还对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些批评:民众之所以会跟随共产党,是因国民党“行政管理”出现问题;远在重庆的国民党并不了解边区的真实情况,因其调查人员怀着“仇视”心理,只挑剔“坏处”而忽视其可取之处。
    记者团边区之行
    记者团进入边区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逐渐减弱。中共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宣传,并对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及挑衅行为展开有力反击。
    中共的宣传活动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实地参观、事实陈述,让对方对中共治理边区的成效眼见为实。边区负责人先后安排记者团参观南泥湾、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兵工厂、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向其展示大生产运动成果以及边区治理现状。二是理论阐释、价值宣传,使对方认识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及价值观念。为此,边区政府各部门在记者团实地参观过程中,穿插安排了一系列座谈会、招待会、领导人访谈等活动。三是自卫反击国民党在参访过程中的一系列反共言论和挑衅行为。
    外国记者颇为关注中共抗战和国共关系问题,中国记者则对中共的政治民主、社会经济等问题更感兴趣。对此,毛泽东指出:“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对英、美是主要宣传抗战”。据时任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回忆,中共此次宣传工作重点对象是外国记者,尤其是斯坦因和福尔曼。可见,面临国民政府种种压制的中共,希望通过外国记者打开新局面。
    在大力对外宣传的同时,针对随行的国民党记者及工作人员监控中外记者参访活动以及挑拨外国记者和共产党人的关系等挑衅行为,中共不甘示弱,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施行这一系列挑衅行为的主要是《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以及领队谢保樵和邓友德。据张文伯同僚、时任《中央日报》总编辑王抡楦回忆,国民党中宣部给张文伯下达的具体任务是扩大反共宣传和为准备在延安发行《中央日报》摸底。反共宣传的主要内容有攻击边区是“封建割据”,人民没有“真正的民主”;八路军“游而不击”,不是“真正的抗日主力”;边区种植鸦片,人民生活困难等等。
    国民党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大多发生在抵达延安之前,即参观延长县、南泥湾等地之时。国共双方经过最初几个回合的唇枪舌剑和明争暗斗,谢保樵、张文伯等人意识到在边区进行反共宣传或挑衅并非易事。进入延安之后,他们便不再有什么公开的挑衅行为。此外,这些挑衅行为使谢保樵等人逐渐丧失了对中外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自由采访活动的控制。记者团在重庆出发时,国民党中宣部告诫中外记者,在参访过程中所有成员必须在领队带领下统一行动。在抵达延安之前,中外记者大体遵守之,并无单独采访活动。但进入延安后,情况发生变化,斯坦因、福尔曼、赵超构等人多次不顾禁令私自外出采访。离原定三个月的采访时间还差两个月时,领队谢、邓二人发现已完全无法控制整个记者团的采访活动,担心久留不利,便找借口提前结束采访,却只能将中国记者拉回重庆,而外国记者不愿离开,坚持留延继续参观。由此可见,国民党对中外记者的宣传活动大体以失败告终。
    国共围绕中外记者的舆论宣传战,不仅发生在记者团西北之行的参访过程中,而且还延伸至重庆。当时国共新一轮政治谈判正在进行中。记者团边区之行引起重庆各方极大关注,纷纷要求国民党向外界阐明有关中共及边区问题的真相。为弱化外界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度,并降低记者团边区之行可能引起的社会反响,国民党中宣部刻意对外淡化国共矛盾与冲突。中宣部部长梁寒操对外宣称:国共谈判已解决一些问题,双方并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于中共。对此,《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介绍近几个月来国共谈判进程,大力驳斥梁寒操之言论,称国共间任何具体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于国民政府不愿“实行真正的民主”并“保证战后和平”。
    国共围绕中外记者的舆论宣传战,是为了争夺政治声望与民众支持,实际上也是为各自在谈判桌上增添政治筹码。国共围绕中共是否“抗战”“民主”“团结”等问题而展开的舆论宣传战,彼此都想掌控这些具有特殊政治意义象征符号的话语权。国民党欲借这种话语权的舆论力量,攻击中共,限制其发展壮大;而中共则借用它进行自卫,谋求对外发展空间。对中共而言,对中外记者的舆论宣传以及对国民党言论攻击的反击斗争,只要能够提供足够的事实证据,并加以合理论证,让外界相信中共的确是在坚持 “抗战”“民主”“团结”“生产”,这几项宣传目标即得以实现。从中外记者对边区之行所发表的诸多通讯报道来看,中共对外宣传工作较为成功。不仅持中立立场的记者对中共治理边区大为肯定,甚至国民党新闻系统记者或倾向国民党的中外记者也承认其长处。如时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顾问的美国记者武道,后来在重庆《大美晚报》(英文)发表《我从陕北回来》千字文,肯定中共治理边区的成就。
    中外记者西北之行及其通讯报道,对于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具有敏感政治嗅觉的民主人士而言,影响是较为明显的。国民党当局不堪国际舆论压力,不得已而组织的中外记者团正式参访活动,本身就已对外表明:中共在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盟国关注。与中国社会高层人士来往密切的美国记者斯坦因在离延返渝时发现,中间派人士对中共的舆论同情与支持日渐增多,对国民政府的批评以及支持中共向当局提要求变得“更为直言不讳”;有些原本经过“精心挑选的驯服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也开始超越职权范围,强调与“共产党和解的必要性”。
    由此可见,中外记者团西北之行以及他们的通讯报道在海内外的公开发表,使国内外舆论生态环境发生了一些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而国民党舆论环境却日趋恶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共两党关于中共及国共关系问题话语控制权的强弱悬殊态势,使中共随之逐渐摆脱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重重封锁所导致的各种被动处境。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吴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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