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志福口述:难得说出的故事

2016-07-11 00:00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倪志福口述  共有评论

    二十年前,北京市委宣传部曾组织编写一套系列丛书,选择以李瑞环、倪志福、时传祥、张秉贵等为代表的各条战线上的杰出人物作为采访对象,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我应邀成了这套系列丛书的作者之一,分给我的任务是采写倪志福。1996年1月8日上午,我如约来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位于全国总工会大楼的办公室。以下为倪志福自述。
    用土法造出了东方红5号火箭
    现在好多人都知道我出名是制造钻头出名,对的,这是一个方面。但不知道送卫星上天的东方红5号火箭,也是我组织人搞出来的。周总理真正认识我,也是因为我搞出了火箭。要是没有那个东西,总理对我的印象还不是很深。
    “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打派仗,不干活了,送卫星上天的火箭没有人搞。周总理冒火了,很着急,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上海和北京,由工人来干。
    那时我已是中央委员,九大当选的。我们接受了任务。实际上光工人干不了,我搞了“三结合”的班子。那时是军代表管厂,很支持,因为是总理下达的任务。军代表对我说,你要什么人你选,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发号施令。
    我点将点了一批技术人员、一批车工、一批铣工、一批钳工,这些都是拔尖的人。我领导着这批人马,按着设计的要求全部做出来,拿去附近的云岗试验。在试验台上试验时,都很成功。
    火箭的前面是由钱学森先生设计的,我们负责后面。加工的难度非常大,全是斜孔,人家都用精密仪器干,我们是土办法上马干出来的。人家有机床保证精度,我们是模具保证精度。
    1970年5月份交给的任务,要求半年完成,我们9月份就交货了,提前两个月。当时钱学森是七机部的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向周总理报告说,火箭后面发动机燃烧这一部分,是倪志福搞成的。周总理很吃惊:“咦,这个人以前是搞钻头的,现在搞这个也搞出名堂来了。”
    后来,七机部管事的人都到我们618厂来开现场会。五机部的两位部长也来视察说:“七机部很满意!你们现在还叫倪志福同志劳动改造?你们不用的话,这个人我们要用。现在你们这个厂子乱七八糟,把干部都打倒了,叫倪志福牵头,领导这个厂搞生产。”
    接手厂子时,我还是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被打倒了。10月份任命我为代总工程师,我们这个厂是生产装甲车的。
    1970年11月份开始改造老厂的时候,我说:第一,我一人是搞不了的;第二,制度要恢复,“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全都破坏了,现在画图的、描图的、设计的、审核的没有签名,最后签名的都是设计组、描图组,完了到我总工程师这里,将来时间长了我都忘了。你设计的,我总工程师只能原则上审查,审查总图。零件图我是不管的,总工程师不能管零件图呀!我说,这两条你们答应的话,我可以干;要不答应,我这个代总工程师就没法干了。
    五机部领导说,同意你这两条意见,你这两条意见是合理的。后来,我任命了六个副总工程师:一个是搞科研的,一个是搞生产的,一个是搞工艺的,一个是搞冶金的,一个是搞机械的,还有一个是搞财务的。我们就这样干起来了。
    从1970年到1973年,我穿着破棉袄与群众滚在一起,发动群众,号召群众,一心搞老厂改造。那时没有奖金,我们大干三年厂子大变样,一共花了2000万元,生产能力上去了,由过去的年产87辆到后来的年产1000辆。
    周总理教我怎样当领导
    1973年,我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散会以后,周总理把我留下,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那时陈永贵还没有上来,吴桂贤也没有上来。
    总理说,你是工人出身的我们自己的专家,你现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
    接着,总理对我讲起了党史。他说,党的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苏联开的,当时吸收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当中央委员。他给我数了数,现在一批人还在,比如陈云、谭震林,一连讲了好几个工人出身的干部。当然,有一批人牺牲了,还有一批人叛变了。一共讲了三种人,总理讲的有名有姓。
    总理说,解放前你是当过童工,解放后,你又上过大学,又经过“文化大革命”这种锻炼,我相信你们这代工人出身的干部,能够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去做。讲得很细。
    总理又对我讲,你现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自己要注意几个问题。比如说,你刚上来,还不了解最上层的政治生活,不要自作主张,签字、批准什么东西,讲话呀要小心。因为你现在身份已经变了,你不是普通的工人了,你也不是北京市一个副书记了(那时叫书记),你现在是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候补委员,因此你的讲话今后要注意呀,一切讲话以前不算数现在都要算数呀,你要向吴德同志学习。
    总理说,这个同志比较老练,稳当,比较谨慎,有领导经验,你有什么事不清楚的请教吴德同志。你先跟他学习一段,协助吴德同志把北京工作搞好,中央的事以后再考虑。
    周总理就是这样跟我谈了一番话。这个我印象很深。为什么总理去世后,我要跟吴德同志两个人去医院呢,就是想着总理生前的交代。那天我们进了医院,正巧邓小平同志、汪东兴同志也到医院来了,我们四个人向总理遗体告别。记录当时的电视片、电影片都有。中间是邓小平、汪东兴,一边是吴德,一边是我。后来“批邓”了,把邓小平的像剪掉,中间空了一个人。
    我跟吴德讲过,我这个人啊,现在大家都说我出名出的是钻头,实际上不完全是,一个工人搞一般的发明创造,说老实话,这种人有的是,工人发明家里有的是。周总理看上我,把我弄到这个岗位,当时有几条:一条是,我是工人出身,第二条是,我上了大学,第三条是,我有钻头实践,火箭搞上去了,把厂子整顿好了。
    这几条,总理相当满意。后来总理见外宾,接待的党政军也好,人民团体也好,总理找的是郭沫若、王国权、我,很多场合是我们几个人相陪。
    当了中央委员,照样被监督劳动
    当年,让我出来当党的九大代表,厂里已经形成了两派,保守派赞成我,造反派不赞成,两派打得一塌糊涂。北京市委丁国钰讲了话:“618厂是军工厂,你们这个厂子出一个工程师、知识分子,工人由别的厂出了。”
    我那时是大学毕业,又是副总工程师,跟我争的是造反派里的一个工人,检验员。丁国钰这么一讲,实际上指名要我当代表参加九大。
    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九大会议上一下选我当了九大中央委员。出席九大的北京市代表中有两个造反派和我一个劳动模范。
    预选时,吴德说,北京的两个造反派当中央委员,倪志福是劳动模范当中央候补委员。周总理说,这不行,一个造反派当中央委员,一个造反派当中央候补委员,一个劳动模范当中央委员。这就把我提上来了,所以正式选举时我是中央委员。
    散会的时候,谢富治在北京代表团布置任务的讲话中说,原来你们是普通工厂里的一个领
    
    导人,现在你们的地位变了,当了中央委员,地位变了,不等于你们的水平一下子高了。需要实践,需要锻炼。因此,你们回厂去,原来干什么的,回到厂子还是干什么,中央委员不脱产,带领职工把厂里的生产搞上去。
    谢富治是个坏人,但他的这个话,今天讲起来也没有错。
    我当了中央委员回厂后,还是干活,照样接受监督劳动。直到1970年5月份,总理布置了“705”工程,才把我叫出来。
    为什么要说这个,我有点想法。开十二大时,分组讨论,我在华东组。有个人并不认识我,却当着我的面骂我:倪志福是造反上来的。
    就是在那个会上,那人坐在我的前面,我坐在他后面,他就这么骂开了。认得我的人,都看着我。我当时想站起来与他辩,一想在这个会上不能辩,让人家去讲吧。
    他们的发言弄了个简报,被王震看到了。我与王震、余秋里在“文革”中的关系相当好的,王震过去领导过那人。王震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倪志福怎么是造反派上来的呢?他是跟“四人帮”斗的。
    王震确实知道底细,他把那人训了一顿,并把给党中央的信又给了我一份。他对我说,我给你证明,你是有功的,他们不了解情况。
    党中央一看王震出来打保票,不是他一个,还有耿飚、康克清,据说都讲话了。后来,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出来给我讲了两三次话。
    所以我说,我这个人能站得住。人家说你倪志福从九大到十四大都是中央委员,都在领导岗位上,怎么不下台呀?我说不下台,一是我没野心,二是我什么事都实事求是。我不跟人走,我跟党走。你要是跟人走,这个人犯了错误,你不动脑子,又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怎么行?说我的那人就是一个。
    那人还有一句话,倪志福要不是造反派,一个工人能爬得那么高吗?我说,你这个人不看报,不读书,你也不知道我倪志福1953年就出了大名,在那里胡说八道。后来在授衔仪式上,我想给那人提意见,一想人家授衔就不提了,让别人传话给他的。在这个场合跟人家冲突,人家反过头来会说你不虚心,人家讲一句你就受不了?所以我不吭气,不吭气也是一种态度。
    成立技术交流协会,带队攻难关
    我是1960年当的工人工程师。我感觉自己在钻头技术理论上,当工程师的水平是不够的。当时我们厂里办了一个大专班,厂里培养我上了大专班,三年脱产。那时三年自然灾害,读书是很苦的,我们文化水平低一点,跟上就紧张一些,吃力。上了两年基础课,我就得肺结核了。
    就在这个时候,厂长对我说,你搞工艺,两年基础课给你打下了,生病就休息,休息完了就搞工艺。这样,我休息了几个月,吃药打针,把病控制住了,又上学。
    这段时间,我不但在厂里读书,每个星期六还要出来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技术交流站活动。这个自发的活动从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搞了,哪个厂子有难题了,我们就去会诊,帮助解决。
    当时苏联专家撤走,好多工厂企业的技术难关攻不了,工人们挺身而出,专门解决技术难关。沈阳市的工人们最早搞了技术协作活动,彭真同志去看了,称赞说是共产主义协作精神,他让北京市生产委员会把我们叫出来牵头,也搞北京市技术协作活动。无记名投票,一共选出9人组成,我被选为主任,参加活动的都是劳模。
    六十年代初,技术协作活动搞得热气腾腾。我一面讲课,一面做领导,一面还要去哪个厂攻克难题。北京没有拉锁,我们做拉锁模具;北京没有热水瓶,我们做热水瓶模具;北京燕牌缝纫机质量倒数第二,我们通过技术协作,把质量搞上去了。我们还帮助好多军工厂解决了不少难题。
    这炮打响了,厂子有技术难题的都来找我们了。我们这个队伍中有教授,有我们这帮有实践经验的能工巧匠,还有一批工程师、技工,什么地方有困难就去解决。没有报酬,自己吃饭,路费都是自己掏的。
    当时都是一颗红心。1963年我大学毕业,继续在厂里干活,不到车间了,分配我到技术科当工程师。时间可以机动一些了,每个星期六到城里,星期一回厂里上班。连续多少年坚持下来,一直到1965年“四清”也没有放下这个技术协作活动。
    “文革”开始了,夺权,造反,我们也出不来了,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受造反派管制,我领导的北京市技术协作活动也瘫痪了。没有想到,有个“红色技术协作”组织夺权,一定要把我从厂里揪出来,我是技术协作主任。我说,你们要夺权,我就不来了,要图章在市总工会,还有市政府拨给我们的二、三万元,账目是由总工会管的,我们这些人不管钱,只管技术。
    后来,市工交政治部一个姓林的管我们厂,给厂里来了个命令,把倪志福请出来,于是厂里又把我送出来。
    那天晚上,要把我和副主任李长安“结合”到他们“红色技协”。我们说,你们“红色技协”方向不对头,我们过去是搞技术难题的,你们现在搞毛主席像章,用不着这么多技术,工厂也很忙,我们不能干这个事,一直推辞。他们就把我们弄到南池子“中苏友好馆”,关了几天。“结合”我们,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正好那一天,“红色技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会批斗韩伯平和其他领导干部,要我们去揭发他们。我说,我们揭发什么?“红色技协”两派,一派要主持这次批斗会,另一派也要主持这次批斗会。正当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和李长安溜走了。
    1972年,吴德同志觉得北京市总工会不行,闹派性。我当时已是市委常委,要我来组织整顿。吴德说,还是你来当筹备小组组长。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我提了一个九人的工会领导名单,经吴德同志批准后,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选我当主席,李瑞环同志为副主席,我们又重新搞起了技术协作活动。
    想一步登天,是登不上去的
    我在工厂时写过几本书,《倪志福钻头》是其中的一本,书出来后影响很大。美国有个叫吴献民的教授,是台湾人,他搞金属切削的,拿到了我们这本书,研究这个钻头,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赚了不少钱。他的行为侵犯了我们的知识产权,但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专利这一说。
    据说美国每年给吴献民20万美元,叫他研究制造这个钻头,提供给美国公司用。这个人在我们国家招了研究生,到他那里去进修,回来的同学说,我们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啊。美国搞这方面研究,相当的火热,在国内听都听不到。有的人找我来了,我说,这个项目应该再搞起来,因为我现在做领导干部了,没有精力去抓这个事了。北京理工大学、湖南大学的一些教授,还有北航、北大的都有人在研究这个钻头。他们用机器不用手工磨。
    我想,这个东西真要下点力气的话,中国的钻头一年可生产1.6亿只,其中七八千万只是出口的,我们自己用七八千万只。假如说,都用了我们搞的那种钻头,一年要节省多少钢材,一年要提高多少效率,那是没法计算的。
    我跟钱学森说,火箭上天,有的上天,有的掉下来了,什么原因?原因是工艺和材料,零部件与原材料未过关。都是一张图纸设计的,为什么有的打上去,有的打不上去?火箭是这个样子,包括燃烧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原料跟燃料问题。
    我在天津做过调查研究,感觉我们现在最落后的是不注意从基础抓起,一步想登天。实际上是登不上去的,到了一定时候要掉下来的。像造房子一样,把基础打好了,这个高楼大厦才能造起来,几十年几百年不会变形。搞工艺也是这个样子。
    现在有些人有短期行为,短、平、快,有时需要。但有钱了,要想到马上把基础打好。有些人不是这样,“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表面文章,这种态度是不行的,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摘自《北京青年报》,倪志福口述,采访者颜世贵为原人民日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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