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骨灰迁往商业公墓的前前后后

2016-06-11 00:00  来源:《纵横》  作者:王庆祥  共有评论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出,立即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人民日报》在10月20日刊出简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因患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经长期治疗无效,于10月17日2时30分逝世于北京。终年60岁。”
    周总理亲自布置溥仪骨灰安放事宜
    根据收悉的相关情况,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迅速写出简要报告。周恩来以沉痛的心情看完后,立即批转一位副总理,要求全国政协机关提出处理溥仪后事的方案“送批”。
    10月18日上午,总理办公室一位负责干部来到溥仪家,向溥仪夫人李淑贤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慰问。来人对李淑贤说:“总理得知溥仪先生去世的噩耗,心情非常沉痛。总理衷心希望你节哀,保重身体。”来人还根据指示,详细询问了溥仪逝世前后等具体情况。他还告诉李淑贤:“文革”期间,可能存在对溥仪先生的治疗护理不周之处,“总理指示我们要查清这方面的责任问题”。
    对溥仪后事的处理,周恩来也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尊重家属意见。然而,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家属和亲属都不可能考虑土葬,遂由其弟溥杰办好手续,用灵车把溥仪遗体拉到了北京西郊八宝山火葬场。10月19日,溥仪的遗体悄悄火化,不摆花圈,不放哀乐,也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遗体火化后,如何处理骨灰在当时也成为难题。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作了指示:为了尊重满族习惯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传统,应由爱新觉罗家族亲人自行决定,可以随意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或在其他墓地修建陵墓安葬,也可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寄存骨灰。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10月21日,爱新觉罗家族主要成员聚会讨论了溥仪骨灰的寄存问题。亲属们都不赞成给溥仪修建“漂亮的陵墓”,这显然不合时宜,果真那样做,就给总理添乱了,溥仪在九泉之下也难以安眠。
    溥仪的七叔载涛首先提出,溥仪生前身后一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应该再给总理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不宜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应把溥仪骨灰寄存在八宝山老山骨灰堂。溥杰表示赞成,说:“我们应该体会总理的指示,他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难处,我们不能再给总理添乱,放在群众公墓好。”李淑贤也表示:“溥仪生前喜爱热闹的地方,放在群众公墓,长期和普通百姓在一起就很好。”家族其他成员一致同意。
    1967年10月22日,李淑贤、溥杰,还有一位街坊的女儿,一起把溥仪的骨灰送入八宝山老山骨灰堂,办理了骨灰寄存手续,存期15年。
    全国政协为溥仪补开追悼会,骨灰移往八宝山革命公墓
    溥仪去世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李淑贤感到无依无靠,不知今后该怎样生活。周总理对李淑贤一直很关心,他亲自安排,帮助她摆脱了种种困难。
    身为护士的李淑贤身体多病,很难坚持上班,常常请病假,后来就以“停薪留职”方式在家养病。溥仪在世可以靠他的工资生活,现在就只能坐吃丈夫那本《我的前半生》的稿费了。1968年初,李淑贤向原工作单位朝阳区关厢医院提出复职要求,但她还没有取得健康证明,身体状况尚不允许她承担工作重任,经研究,医院不同意她复职。
    李淑贤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和遭遇的困难,总理立即派人了解情况。不久,全国政协就派人通知: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即便是轻工作也难以胜任,就暂不上班,由全国政协按月发放生活费;立即调换适当住宅,安排两间阳光充沛的正房。
    特别让李淑贤深感欣慰的是,在溥仪去世13年以后,党和政府为溥仪、王耀武和廖耀湘三位全国政协委员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是在1980年5月29日下午3时30分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党和国家对溥仪特赦后的工作给予了公正评价并十分隆重地祭奠了他。新华社报道了这次追悼会的情况。
    追悼会结束以后,根据中央指示,要重新安放溥仪的骨灰。由溥杰捧着溥仪的遗像,李淑贤端着爱人的骨灰盒,将之从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移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骨灰堂西副一室东侧26号格。这时,李淑贤已经为溥仪更换了一个高档的大骨灰盒。
    李淑贤多次跟她的友人、溥仪与李淑贤的媒人沙曾熙的妻子刘淑云说过:“那是在‘文革’年代,条件所限,只花5块钱买了一个小骨灰盒。”为此,她多年来一直认为很对不起溥仪。好在全国政协为溥仪补开了追悼会,李淑贤也将骨灰盒换了大的,而且又从群众公墓迁移到革命公墓去安放了。
    李淑贤初动为溥仪迁墓之心
    转眼到了1990年代初,随着李淑贤年事渐高,她开始考虑溥仪骨灰的最后去处。因为溥仪没有子女,她担心以后无人看管骨灰盒,就想为丈夫买一块永久性墓地,待自己百年后与他合葬在一起。李淑贤还打算把谭玉龄(伪满时溥仪“贵妃”)的骨灰也葬进去,因为她是溥仪前半生最喜欢的女人,让谭玉龄与溥仪合葬,也是了却丈夫的心愿。
    1991年,李淑贤曾打算在万安公墓给溥仪买墓地,也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赠送墓地,但最后都没有谈成。
    1993年秋,有一天李淑贤到老朋友沙曾熙家串门,谈起溥仪骨灰盒的存放问题。她说,溥仪骨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租期将满”,想找块墓地重新安葬。又说,她百年之后,也要与溥仪合葬。老沙夫妇感到很奇怪,李淑贤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呢?考虑问题欠周全。就劝她说,能够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多为中央级别老干部,公墓由国家管理和维护,不可能像—般商业墓地那样设有严格的租期和租金、“若无后人续交,就随便处置了”,还是慎重考虑为好。李淑贤也点头表示同意,却又补充说,溥仪退位前他们家族把陵墓选定在了清西陵,后因辛亥革命爆发没有建成。聊了一会儿,老沙夫妇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是不是又听什么人“出点子”了?还能找出“租期到了”这种理由。不过,当时他们并不认为李淑贤真会把溥仪的骨灰迁往清西陵。
    1994年初冬,又有朋友给李淑贤带来消息说,香港实业家张世义先生在河北易县清西陵崇陵(光绪帝墓)附近开发了一处墓地,希望把溥仪先生的骨灰迎入安葬,并表示愿为溥仪及合葬者修建规模适合的陵墓。这位朋友就是溥仪与李淑贤婚姻的另一位介绍人周振强的儿子周小奇。周振强原为国民党中将、蒋介石的卫队长,是与溥仪同一批获得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与李淑贤是浙江老乡,他和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起介绍溥仪与李淑贤相识,他们结婚后周振强也常到溥仪家走动。
    1994年12月初,周小奇来京看望李淑贤。谈到溥仪的骨灰还没有妥善安置,周小奇告诉李淑贤,有人在清西陵附近开发了面积很大的陵园,“阿姨能否去看看?”李淑贤表示有兴趣。几天后,周小奇亲自开车带着李淑贤前往位于河北省易县梁各庄西的清西陵。“这里环境很好,离光绪皇帝的陵墓又非常近,我很满意,你溥伯父也一定会喜欢的。”李淑贤对周小奇说。
    过了几天,周小奇请李淑贤吃饭,席间他指着一位陌生客人向李淑贤介绍说:“这位是华龙皇家陵园总经理张世义先生。”原来周小奇此来就是受托于张世义,专程商谈为溥仪迁灵一事,这也是李淑贤第一次见到张世义。
    张世义向李淑贤详细介绍了华龙皇家陵园的情况,说清西陵已先后安葬了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位清朝皇帝,他很希望李淑贤能同意把溥仪的骨灰也迁葬于此。他还主动表示,愿意承担为溥仪建陵的全部费用。张世义说,他将陵园定名为“华龙皇家陵园”,就是要突出他“为末代皇帝溥仪建陵”的心意。
    李淑贤问张世义:“你跟溥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为什么愿意把溥仪的骨灰埋入这座陵园,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张世义就从溥仪的历史地位、影响,以及他本人对溥仪一生遭际的同情等角度细细讲述了他的想法。
    李淑贤又问张世义,除了以上谈到的理由,这样做对他个人来说是否也有好处?张世义回答说:“我是经营陵园的,当然希望我的陵园知名度高,甚至让全世界都知道!如果溥仪先生这件事安排得好,将来就可能给陵园带来较多效益。我在这件事上要花费一笔钱,而这笔钱也完全有可能收回来。即使收不回来,我也觉得值。”这番话让李淑贤觉得他很诚实,且好打交道。
    笔者与李淑贤合作从事溥仪生平著述研究18年,她处置此事过程中,也跟我谈过想法,她同意把溥仪的骨灰送进张世义正在筹建的陵园,是经过了反复思考的。在李淑贤看来,选择土葬,且能葬在清西陵周围,是“给历史画上圆满的句号”。
    朋友力劝李淑贤“三思而后行”
    1994年深冬的一天,李淑贤打电话让刘淑云赶到西直门政协宿舍。刘淑云一进门就看见客厅里坐着一男一女,李淑贤介绍说,这两位是从香港来的,一位是周小奇,周振强的儿子;另一位女士姓张。待客人走后,李淑贤向刘淑云详细介绍了张世义开发的“华龙皇家陵园”的情况,并说这次周小奇来,就是代表张世义邀请李淑贤,让她同意把溥仪的骨灰迁到他开发的陵园里,费用也可以接受,七八千块钱就够了。刘淑云这时才明白,李淑贤不久前突然提出要给溥仪迁墓,原来原因在这里。
    李淑贤说:“骨灰现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由国家照管,等我百年之后,没有人交保管费,时间长了势必会被深埋掉。所以我还是想买块墓地,先将溥仪和谭玉龄的骨灰合葬,以后我也要去。溥仪喜欢谭玉龄一回,应该让他们合葬,我不计较。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计较的呢!”李淑贤这时不但已经想到要把溥仪的骨灰送进“华龙皇家陵园”,同时也有了要把自己以及谭玉龄骨灰与溥仪合葬的考虑。
    但是,刘淑云反对李淑贤这个想法,也反对她把自己“百年之后”的事情放到里边去。溥仪的骨灰安放在革命公墓,这是对公民溥仪作出的肯定评价,政府一定会根据国家利益,妥善管理到位。如有必要弄一块墓地,那也是政府的事儿,将来还可能建成旅游点呢!又何必现在就急着迁往商业公墓呢?至于安排自己的“百年”,她觉得李淑贤无亲无后,以后谁能站出来为她争理,完成她这个心愿?想来想去,只有政府最可靠。于是,刘淑云认真劝导李淑贤说:“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花钱是小事,你也负担得起。但此事一定要与溥仪家族人士有共识,且应请示全国政协机关领导,取得组织上的认可。”这期间,笔者也跟李淑贤谈过“必须慎重对待,要请示全国政协机关领导”的意见。
    数日后,李淑贤十分兴奋地来到老沙夫妇家,说她已在北京同香港老板张世义见过几面了,“张老板很爽快,既精干又有想法”,还答应免费为溥仪、李淑贤、谭玉龄建合葬墓,双方很快就可以签约了。老沙急切地问:“淑贤啊!搁在那儿好好的,你迁什么墓啊?谁给你出的主意啊?这么重大的事儿不可草率行之!”
    老沙夫妇认识李淑贤30多年来,那天是第一次没有顺着李淑贤说话,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希望李淑贤三思而后行。可她这个人有时非常主观、固执,顺着她讲就高兴,一旦意见相左,很快就会表现出不满意的样子。或许因此造成误会和分歧,很长时间里李淑贤都不跟老沙夫妇说这事儿了,没有了任何关于迁墓的后续说法和相关信息。
    正式迁葬华龙皇家陵园
    这以后,张世义又几次登门看望李淑贤,希望了解李淑贤对为溥仪建陵的具体想法。李淑贤向张世义讲了希望能把谭玉龄和溥仪葬在一起的想法,又说:“我也有百年的时候,溥仪活着我们相依为命,他走了,我一天也不能忘记他。地下有知,他也一定会想念我。今天我把溥仪的骨灰交给你,我百年之后,也要交给你,我愿与溥仪和谭玉龄三人合葬。”
    张世义又让李淑贤提出对建墓的具体要求。李淑贤说:“我的要求也不高。你的标准墓地是1.5平方米,溥仪的墓地要大一点,不能低于6平方米;我和谭玉龄的墓地不能低于3平方米,还要给点绿地,再建个碑也就行了。”
    李淑贤认为,虽然不必把溥仪的陵墓修建得像帝王陵墓那样豪华,但也要修得大些、好些,要与这位由皇帝改造成为公民的著名人士的经历和身份相称。张世义毫不犹豫地说:“李阿姨,请您放心!我也可以告诉您,我做的,一定会比您所要求的还要好得多!”他向李淑贤说明了给溥仪建墓的初步考虑,想把溥仪、谭玉龄和李淑贤的合葬墓建在自选区正中,占地99.5平方米,这个数字是借鉴故宫的房屋为9999.5间而来,还将在世界范围内征集陵墓建筑方案。如此周到,李淑贤当然很赞成。
    1995年1月15日,张世义和周小奇等又来接李淑贤,陪同她再赴易县梁各庄西侧陵区,这次去是为溥仪选择陵址。李淑贤细观“华龙皇家陵园”,颇为满意,就在自选区中央距光绪崇陵宝顶不过三四百米处,选定一块地方。张老板当即让工作人员在选定的陵址上用石灰洒了标记,李淑贤的一块心病就此落地了。
    溥仪的陵址选定后,李淑贤与张世义签署了《溥仪先生骨灰入土安葬委托书》:“溥仪先生是我的丈夫,已于1967年病故。现今我年事已高,且溥仪先生无子女,依据溥仪先生遗愿,经和华龙皇家陵园全权代表张世义先生多次洽商,同意委托张世义先生,全权办理溥仪先生骨灰在易县西陵内的华龙皇家陵园内入土安葬。”李淑贤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95年1月26日,是为溥仪骨灰正式迁葬的日子。迁陵队伍—行分乘六辆轿车,沿京石公路驶往易县梁各庄西侧陵区。李淑贤亲自护送丈夫溥仪的骨灰,乘坐马自达轿车,由周小奇驾驶,走在车队的中间,两小时后到达“华龙皇家陵园”的灵堂。
    这里已经布置就绪,正前方悬挂着“全国政协委员爱新觉罗·溥仪”横额以及一帧放大的溥仪晚年的照片,四周摆满了花圈。当李淑贤把木质雕花的溥仪的骨灰盒捧放在铺着黄缎的灵台上的时候,迁葬安灵仪式正式开始了。
    移墓后的烦恼
    溥仪迁葬“华龙皇家陵园”,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报刊以整版篇幅加以报道。1995年4月5日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之际,李淑贤第一次前往新墓祭扫,此时的溥仪墓不过是用石块堆积的坟堆,尚未启动建墓工程。李淑贤祭扫的消息第二天就登上了美国《世界日报》等海外新闻媒体的版面。在《李淑贤向溥仪新墓致祭》的标题下,刊出她在丈夫墓前的照片和简明新闻:“[路透社河北易县5日电]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妻子李淑贤,今天首次在清明节时前来此间为他扫墓致祭。70余岁的李淑贤在一批亲友、和尚与当地河北易县农民陪同下,向溥仪刚修好的新墓行三鞠躬礼。溥仪的骨灰在今年1月才奉准由北京八宝山公墓葬进清西陵,小小的大理石墓碑写着‘爱新觉罗·溥仪先生之墓’,比起附近他父亲光绪皇帝的‘崇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迁葬后,李淑贤很长时间不愿再谈这件事的后续进展情况。老沙夫妇曾力劝她“要慎重”,故也不愿重提往事。到了1996年春,李淑贤突然又主动提起给溥仪扫墓的事,说陵园规模太小,只有不多的阴宅散布于荒野之间。话中似有对香港商人张世义的不满之意,又含糊其辞,欲言又止。根据以往的经验,老沙夫妇感觉到李淑贤一定与张世义有了矛盾,碍于当初有言在先,也不便把话说得太绝,李淑贤就只能把一肚子苦水自吞自咽了。老沙夫妇安慰她说,干点事情并不容易,给别人点时间倒也无妨,说完就转换话题。
    原来,整个过程是颇有难度的。一年过去了,为溥仪和谭玉龄修建合葬墓并无进展,远没有达到李淑贤所期望的模样。这是因为政府相关部门对陵园设立迟迟未能通过审批,陵园建设资金也迟迟没有到位。李淑贤有时沉不住气,以为香港老板不缺钱,是有意拖延,有违背双方协议之嫌,又碍于情面,不好直言说出,感到很别扭,有些反悔了。
    历经波折,溥仪墓终于在一年之后建成了水泥坟头圆顶和护栏,还立了一块墓碑,碑上仅有“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几个字。按照《委托协议书》的规定,在溥仪墓两侧给李淑贤和谭玉龄建了两个空坟头。
    1996年4月5日,李淑贤再度来到溥仪新墓前祭扫,看着为丈夫选定的墓地和已经建好的新坟,感受到一些安慰,亲手为丈夫献上一束鲜花。她本打算尽快把谭玉龄的骨灰移来先与溥仪合葬,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事儿。早在1992年前后,溥仪的族侄毓喦就给笔者写信,希望能够得到笔者帮助,把谭玉龄的骨灰埋葬在伪满皇宫院内(此前一直暂存在毓喦家)。为此,笔者与伪满皇宫博物院领导多次沟通,该院派人专程前往北京毓喦先生家,取走了谭玉龄的骨灰盒。此后又因种种考虑而在库中搁置多年,并不曾建墓入土,以致李淑贤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突然撒手人寰,愿望如何实现
    1997年初,李淑贤的身体每况愈下,但还看不出来大病在身。3月初,笔者在京期间,李淑贤跟笔者细谈即将修订完成的回忆录《我的丈夫溥仪》,她还亲自掌勺做饭招待笔者。
    4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刘淑云到西直门政协宿舍看望李淑贤,见面后让刘大吃一惊,病态的李淑贤脸色煞白,衰老尽显。
    4月17日,李淑贤再度感到头晕,就电话通知原工作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中医医院,也就是她原工作单位——关厢医院。该院随即派车把她接去,做了各项检查,办理了住院手续。因系非常熟悉的原工作单位,就没有再请专人护理,也不认为有什么大毛病。住院观察治疗持续到4月30日,依然发低烧,浑身发冷且无力。医院决定将她转往北京朝阳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其间护理工作由朝阳区中医医院派人负责。检查结果:肺部有明显阴影,怀疑罹患肺癌,且不能排除已经扩散。病情迅速加重,郭布罗·润麒就电话通知了李淑贤在日本的义子张冲。
    5月3日,张冲接到润麒的电话,立即请假飞到北京,与其兄张诚一起匆匆赶到朝阳医院看望李淑贤。他精心陪护,直到5月24日假期届满,才安顿一番返回日本。据张冲回忆,5月13日那天,张世义夫妇专程到医院看望李淑贤。李淑贤把张冲介绍给他,并当面告知:已将溥仪墓地整修和自己的后事,委托给义子全权处理。谈话中,李淑贤也曾提出“希望将华龙皇家陵园内的溥仪墓地买回来,交给张冲全权打理”。没想到张世义开口就说:“想买回来可以,先拿出100万再说。”听到此话,李淑贤十分生气,“整个华龙墓地才花十多万元买到,转眼就大开口,太过分了”!送走张世义夫妇,李淑贤下定决心,千方百计也要把溥仪墓地从张世义手里接回来。两人商量后认为,可以用重修溥仪陵墓的名义,在海内外开展募捐。为此,李淑贤在医院签署了《募捐委托书》,全权委托义子张冲经办相关事宜。
    1997年6月6日,病情不见好转的李淑贤从朝阳医院转到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6月8日,一位朋友前往医院看望她,她还让朋友帮订下半年的报纸,并告诉朋友,等她出了院,有一些事要让朋友帮忙办:她的回忆录英文版至今没有面世,今年春节后还给纽约的合作者写过信,请她履行协议,尽快联系出版。6月9日下午3时10分,在跟朋友交代完这些事情20多个小时后,李淑贤突然撒手人寰,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去世,终年73岁。
    李淑贤的遗体火化后,暂存八宝山群众公墓骨灰堂。按照李淑贤的遗愿,本应该合入现有的溥仪墓,与溥仪和谭玉龄的骨灰永远合葬,但李淑贤已经远行,无法决定自己的后事了。李淑贤要与丈夫合葬,也让溥仪前半生最喜欢的妻子谭玉龄与他们合葬的愿望,只能留给后世的人。
    2006年前后,谭玉龄的骨灰盒以“皇族后裔联名索要”的方式,从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的库房中迎回,入葬“华龙皇家陵园”溥仪墓的右侧、逊清年代入宫的郭布罗·婉容衣冠冢 (实仅一帧遗照入土)则占据了原定为李淑贤预留的左侧墓穴。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了李淑贤的位置。(摘自《纵横》,作者王庆祥系溥仪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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