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秘密出走香港内情

2016-05-21 00:00  来源:《民国时期政要与香港》  作者:刘晓滇/刘小清  共有评论

    1948年11月2日,东北重镇沈阳宣告解放。20多天后,面对国民党势力在东北的土崩瓦解,蒋介石在他的南京总统官邸发布了早已拟定好的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这时的卫立煌正孤独地住在北平东城汪芝麻胡同孙连仲公馆。职是撤了,但尚未查办。日子虽然枯燥,却还悠闲。于是卫立煌有充分的时间反思到东北前后决策的差误,从而理清因忙于战务而一直无暇梳理的思绪。
    替罪沈阳
    1947年在东北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下,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五军被消灭。面对东北解放军兵临城下,攻势日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自忖回天乏力,遂托病辞职。蒋介石不得不寻觅能挽回残局的替换人选。
    卫立煌是作为首选进入蒋介石视线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一员能拼能打的猛将,而且无论资历和声望均能成为封疆大吏。另外,时在东北的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等将领,或为当年卫立煌远征军的辖属,或是卫以前的老部下。驾驭他们,卫立煌应该是游刃有余。而最重要的是卫立煌当年率远征军出生入死,战功卓著,颇得美国军界好评。卫立煌近期又在美国访问,与美国军界接触频繁,有美国支持的背景。蒋介石对这点尤为看重,遂决定将卫立煌作为一张王牌打出。
    1947年10月,身在国外的卫立煌被急电召回,即刻又被专机接到南京谒蒋,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卫立煌赴东北就任。而卫对东北局势已有所闻,故推辞不从。无奈之中,蒋只好表态:“东北党政军全部职权都交给你。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要你负。”
    正是这句话令卫立煌有些感动。卫于是表态先去看看。
    蒋介石随即任命卫立煌为 “东北剿总司令”。消息在报纸公布后,夫人韩权华非常惊讶,她责怪丈夫不该充当陈诚的替死鬼。为此引得长期和睦相处的他们产生不快。
    卫立煌上任了。但到东北后的感觉与他想象的大相径庭。人民解放军的势如破竹已使卫立煌难以应对,更令卫立煌头疼的是蒋介石处处掣肘,用人又疑。这样,蒋、卫矛盾则成必然。以至于后来蒋介石意欲用杜聿明来代替卫立煌。
    蒋介石在东北战略以及人事安排上的刚愎自用令卫立煌十分寒心,然而寒心之甚莫过于蒋介石的自食其言。“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要你负”的承诺已经不再有效,卫立煌要对东北失利负全部责任。
    反思历史,加深了卫立煌对蒋介石的了解,也坚定了他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决心。
    被扣广州
    这时的蒋介石已匆匆飞往徐州,作徐蚌会战的部署。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因怕解放军入关而人人自危。已没有人再去关注卫立煌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卫立煌立刻包租了陈纳德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由北平秘密飞往上海。次日,又由上海飞往广州。卫立煌此行兵贵神速,行前未通知任何人,只是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发一电报,内容含糊其辞。
    到广州后,卫氏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豪华的爱群酒店,准备秘密前往香港。
    由于卫立煌原来就不买蒋介石的账,这次从北平抵广州一路也没出现意外,加之广州距香港咫尺之遥,因此放松了警惕。他们在爱群酒店一下子开了10多个房间,来往进出排场很大。他们在旅客登记簿上用的是卫立煌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一个毫无名气的卫道然竟然在广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房间,而且进出房间的人都穿军装,佩带手枪。这就难免引人注目。
    广州保密局的特务很快就盯上了,他们在宾馆安装了窃听器,终于有了重要发现。
    “卫立煌到了广州,可能要去香港”,时在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得到来自广州方面的报告后,顿感事态严重。他电令广州特务严加监视,并立刻向蒋介石报告。
    得知卫立煌有南逃香港的意图,蒋介石大为动怒,随即密电广东省政府扣留卫立煌。
    宪兵、特务奉命包围了爱群酒店。宪兵团团长出面请卫立煌搬到一幢安排好的花园楼房内,外面则由宪兵把守。不久,南京派来一架专机接卫立煌回南京。
    软禁南京
    卫立煌来到南京,径直前往上海路自己的住宅。与卫几乎同时到达的是一排宪兵,他们很快即在卫家周围密布岗哨。
    卫的随从见状,便上前询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宪兵回答:“是来保护总司令的。”
    “保护?”其中含义,卫立煌非常清楚。也不能怪这些宪兵,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于是,卫立煌对随从说:“不要管他们。”
    卫立煌前脚进家门,宪兵司令张镇后脚就登门来访,对卫立煌宣布了蒋介石面谕:
    “你现在是听候查办的人,在未见到总统之前,不许出门,不要接见客人,不许通信、通电话。”
    卫立煌开始失去了自由。同时卫宅的电话线被切断,与外界完全隔绝。
    此时,有一个人非常惦记卫立煌,他就是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吴是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即任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站长。他是蒋介石日常事务的负责人,在蒋面前讲话颇有分量。同时,他又是卫立煌的合肥老乡,对卫立煌的印象一直颇佳。他认为卫立煌到东北是蒋介石亲自说过责任不要他负的,怎么现在又要软禁他呢?于是,他专门见蒋询问缘由。蒋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辞,最后推说不知。吴忠信抓住这句话,旋又去追问张镇:“总统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派宪兵包围卫宅呢?”张镇无言以答。
    其实,吴忠信知道,没有蒋介石的命令,谁敢软禁卫立煌?蒋只是嘴里不肯承认而已。
    蒋介石之所以软禁卫立煌,是有一个丢失东北三省的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东北惨败,蒋介石有一股怨气,他真想重办卫立煌以遏制国民党丧师失地的趋势。但蒋很清楚地知道,东北丢失,并非卫个人的责任。况且卫跟随蒋介石30多年,出生入死,屡立战功。非常时期,对卫处置不当,将导致将领心寒,适得其反。于是,蒋暂时软禁卫立煌,让其先背上黑锅,以后再说。
    这时,卫立煌的住宅不但外面有宪兵包围,而且室内还钻进来10多个歪戴帽子的保密局特务。他们登堂入室,肆无忌惮。卫立煌的卫士虽然非常气愤,但亦奈何不了他们。这是一种奇怪的局面,卫宅外层是宪兵,中间层是特务,里层则是卫多年的随从和卫士。
    面对如此特殊的环境,卫立煌自然变得谨慎有加。这天半夜,卫立煌悄悄起来,在箱子中拿出一包东西走进卫生间。那是卫保存10年之久的40多封信件和10多张照片。照片是1938年在延安时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合影,以及此前在山西前线和洛阳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的合影。信件则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人的。这些是卫立煌的心爱之物,长期随其南征北战。而今夜,他不得不作出违心的决定。在仔细地看了看照片后,他终于狠心地将它们付之一炬。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望着散落的灰烬,他感到一种无法排遣的失落和惆怅。
    当时能自由进出卫家不受阻碍的只有参谋总长顾祝同。而顾每次到卫家只有一个话题,即催促卫立煌早点儿做好到台湾的准备。
    这时淮海战役已近尾声,蒋介石的几个精锐兵团已相继被歼。蒋家王朝倾覆在即,南京高级官员纷纷收拾黄金细软逃往台湾。凡不欲往台湾者,均被视为想投降共产党而上黑名单,自然也成为特务暗杀的对象。
    但是卫立煌决计再不上蒋介石的船了,可也无法应付顾祝同的频繁催逼。恰恰这时夫人韩权华病倒了,而且病势不轻。这样就给了卫立煌一个拖延的理由。
    虽然时间是拖下来了,但夫人的病却不见好转。他知道,其中很多因素是为自己担惊受怕所致,不禁有一种愧疚之情。于是,他一刻不停地守候在夫人身旁,以求心灵的宽慰。
    卫立煌与韩权华结婚还不到5年。卫立煌的原夫人朱韵珩于1939年病逝,此后不断有人给卫介绍对象,卫均不为所动。当时卫的高级参谋邵光明曾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在海外有许多关系。他太太王亚全也是美国留学生,她想到时在美国檀香山一所华侨学校任教的韩权华很适合卫立煌。这真是千里姻缘,经王亚全牵线,终于有了结果。当时,卫立煌给韩权华写信,每张纸几十个核桃大的字,情感真挚,直截了当。
    他说:“你回国帮我吧!”
    她说:“好吧。”
    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地解决了。但当时韩权华与学校签有合同,不能马上回国。后来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想回也回不来了。她只好写信给卫立煌,让他别等她了。但卫立煌一直在等她,丝毫没有放弃。1945年4月,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把韩权华带到昆明。两个月后,他们在昆明举行了婚礼。主婚人是何应钦。
    婚后,他们居住在昆明翠湖东路二号。这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借给他的一幢环境优雅的别墅。数年来,他们夫妇一直相敬相爱,感情甚笃。
    这次夫人病重,而且是在非常时期,卫立煌自然着急。所幸经医治后逐步好转,卫立煌揪着的心才有所放松。
    这时,国民党特务已开始对一些不去台湾的军政要员实施暗杀。卫立煌也因此每天都面临威胁。但富有戏剧性的是,1948年12月25日解放区电台公布了中共所列的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其中第三名就是卫立煌。这倒帮了卫立煌的大忙,国民党内指责卫立煌 “通敌”的罪名显然已不成立。对卫立煌的监控措施也因此松懈。
    转机乍现
    不久,淮海战役结束,国共双方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被迫于1949年1月宣布下野,退居奉化。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收拾残局。上台后的李代总统很快作出一些姿态,为国共和谈打下基础。其中一条就是释放政治犯。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李宗仁下令撤销了包围卫立煌住宅的宪兵。
    卫立煌预感到时局将要出现转机。
    1月25日,卫立煌住宅一直寂静无声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卫立煌惊讶地拿起电话。
    “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令恢复你的自由。”这是李宗仁的声音。他一直以卫立煌的字“俊如”称之。
    卫立煌闻之动容,连忙感谢代总统的关怀。此时,卫立煌家门外的宪兵已经撤走,但监视他的特务仍在。他们自称只听命于时已逃往台湾的特务头子毛人凤,没有他的指示,不敢擅自撤离。所以在接到李宗仁的电话后,卫当即提出要见李一面,并请派车来接他。
    片刻后,李代总统的车驶进卫宅。特务根本不敢阻挡。卫立煌遂被接到傅厚岗代总统官邸。卫立煌已被软禁一月有余,有满腹委屈及对蒋的怨恨要诉。李宗仁虽说是代总统,却处处受人掣肘,以致寸步难行。他对蒋自然也有许多不满。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鸣。而这种共鸣竟使他们畅谈了一夜。
    次日晨,卫立煌回家,看到那些特务还在,只不过不再傲慢和嚣张了。自从门外宪兵撤走后,这些特务便变得势单力孤,甚至神魂不定。他们虽不敢擅离职守,但已徒有形式了。
    这天,卫立煌收到一封信,来自于江北扬州一个寺院的方丈。20年前,卫立煌参加龙潭战役,击溃军阀孙传芳后曾经在这个寺院小住,并与寺院方丈成为朋友。如今他听说卫在南京,环境不好,想请他到江北寺院散散心。卫立煌读信后心里明白,这分明是江北的朋友以方丈的名义劝他渡江。这时的长江以北基本上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渡过江就意味着得到了自由。
    这个写信朋友的好意,卫立煌是能够感觉到的,但在这个非常时期,沿江戒严,两岸之间不见舟楫,渡江是不可能的。卫立煌只能是望江兴叹。
    几天之后,突然有一位满口苏北口音的人大大咧咧、昂首走进大门。他对卫的随从略事招呼,便径直上了二楼。此人乃北伐前即同卫十分相熟的老朋友李明扬,抗战时期曾任第三战区苏鲁皖游击总指挥。见到卫立煌,李明扬直接地说:“千万不能去台湾,我们跟了蒋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到了台湾他一定会对你下手。”
    “那么依兄之见该如何行事?”
    李明扬附耳说:“赶快逃跑,外面的情况我知道,一出南京城就脱离危险了。你应设法先到上海,然后乘船到香港。只要上了外轮,即大功告成。”
    逃往香港
    卫立煌认为李明扬的方案可行。他即与夫人商议逃离南京计划。为吸取上次广州的教训,他们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办法均作了详细考虑,确保万无一失。
    首先一步是要解决眼前的特务,这个事交由副官张学成处理。张学成跟随卫立煌多年,骁勇善战,枪法娴熟,深得卫的信任。他对特务头目说:“现在李代总统已有手谕,撤出总司令家的一切军警,包括你们。你们为什么还不走?还想在此捞什么油水?”
    本来宪兵走后,特务已觉势单力孤,没有底气。现见此架势更是心慌。他硬着头皮说:“我们也是听上级命令行事,大家都是在外面混饭吃,没有命令怎敢撤离。”
    张学成又说:“现在李代总统的命令就是最高命令,你们是不是军人?总司令已发话,限你们1小时内撤走。老子们打日本都不怕,枪林弹雨不知经历多少,难道还在乎你们几个?”
    特务们在卫家多时,对卫家的随从警卫都已熟悉,知道其勤杂人员都是经过战场考验的,个个身手不凡。他们权衡了力量对比,觉得真动起手来根本占不了上风。于是和稀泥地回答“大家都是吃公饭的,有事好说”。随后,特务们知趣地搬到主楼外的汽车房里。
    卫立煌的活动余地随之增大。
    接着开始试用汽车。司机借故将搁置多时未用的汽车开出去溜一圈,以试试特务的反应。结果,特务丝毫没有阻挡。司机回来后不动声色,悄悄将汽油加足,做好准备。
    转眼到了春节,然而卫家依然冷冷清清,没有一点儿节日的气氛。特务们百无聊赖,无所适从。几个家住南京的特务自行回家了,还有几个住江北的回不了家,饥饿难忍,满腹怨言,并不停地抱怨道:“干这一行真他妈的不是人。”
    张学成适时地过来对他们说:“都过年了,你们怎么还不回家呀?”
    “不瞒你说,混了这么长时间,连买一张车票的钱都没有。”
    张学成在确认他们确实是因为没钱才未离开后,给了他们一些钱。这样,最后几个特务连连称谢地走了。
    卫立煌随即紧急行动起来,并进行了化装,剃掉了留了几十年的胡须。这胡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已经成了卫立煌的标志。还是在第一次北伐时,卫立煌因战功升为营长。当时粤军军官年纪普遍偏大,卫立煌则是少见的青年营长,故一直被称为“小营长”。为扮老成以建立威信,从20多岁起他就蓄起了胡须,这一蓄竟达30余载。剃掉胡须后,卫立煌穿一蓝色棉袍,头戴瓜皮帽,足蹬老棉鞋,还戴上眼镜。如此“包装”后,卫立煌俨然一小镇私塾先生。
    当夜,南京城依然一片过年的气氛。在不时响起的鞭炮声中,卫立煌告别家人带着几个随他久经沙场的卫士悄然上车,驶离家院。
    此时,国民党最害怕的就是解放军强行渡江,因此沪宁一带的部队都部署在沿江一线,高度警惕地注视着波涛涌动的江面,而对于背后公路上的交通则无暇过问。这样,卫立煌车行一路非常顺利,至华灯初上时进抵上海。
    上海的混乱明显超过南京。汤恩伯的部队集中上海,声称“保住上海半年,国际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就能直接参战”。其实是想争取一点儿时间保卫上海码头,把储存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文物及其他物资抢运台湾。在这样的情况下,卫立煌悄然抵达上海,自然不会引起注意。
    卫立煌走后的第二天,卫宅一如平常,显得很宁静。有个家住南京的特务不放心,特地返回卫宅观察动静。张学成忙招呼特务喝茶,正巧邮差刚刚将报纸送来,张学成便拿着报纸对女佣说:“快把报纸送到楼上给总司令看。”特务见没有什么异常,便放心地离开了。
    这天下午,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来电话要卫立煌接,韩权华赶紧代接。吴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紧赴台湾。韩回答:“我们正在准备,俊如要带老太太一起走,现已去芜湖接人了。你转告蒋先生,我们一准备好即动身。”吴忠信知道卫立煌是孝子,接母亲去台湾完全在情理中,故未多问。
    当晚,卫立煌的车子返回南京。司机告诉夫人,总司令赴上海一切顺利。韩权华这才放下心来。次日晨,车子又一次从卫宅中开出,这次在车上的是韩权华及张学成等。告别自己的家,韩权华几乎没有丝毫的留恋和不舍。她催促司机快开,唯恐横生枝节。
    卫立煌与韩权华在上海会合后即驱车码头,登上一艘前往香港的英国客轮。直到轮船离开码头,卫立煌才真正松了口气。他和夫人看着海水阵阵拍打着堤岸以及随之而撞击成的无数水花,暗自庆幸终于冲出樊篱,获得了自由。
    惊魂港岛
    香港,作为一个繁华的商业都市,到处显现出一种大城市的魅力。卫立煌踏上这片土地,却无暇去欣赏。因为当时的香港不完全是世外桃源,国民党特务的触角已经伸到这弹丸之地,而且活动还相当猖獗。
    卫立煌不得不谨慎行事。他先用假名登记,临时住在一个普通的旅馆,足不出户。以后又搬到韩权华在港当医生的一位远亲家居住。卫立煌仍然深居简出,几乎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就这样在香港当上了寓公。
    1949年9月的一天,卫立煌难得地到海边走了一圈。在海风的吹拂下,他一扫长期不出门的郁闷,感到特别舒畅。回家后才知道竟然错过了两位挚友杨杰、贺耀祖的来访。
    杨杰、贺耀祖都是军界人物,与卫立煌私交甚厚。特别是杨杰乃卫立煌的盟兄弟,因从事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而为蒋所不容,被迫避难香港。当卫立煌知道杨、贺联袂专程前来拜望而与自己失之交臂时,不禁颇感遗憾。随后,他了解到杨杰的住所,立刻前往回访,以慰其心。
    杨杰住铜锣湾,与卫住处不算很远。当卫立煌兴致勃勃找到杨家时,很不巧的是杨杰也不在家,他随即留下纸条,表达了迫切想见面一晤的心情,因不知道贺耀祖的住处,卫立煌只好扫兴而回。
    就在卫立煌离开后不久,杨杰返回寓所。他看到了卫立煌的留条,准备再次前往与卫立煌晤面。不料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当时有两个自称云南总商会人员的军统特务敲开了杨杰的家门,他们见到杨杰,二话没说拔出手枪对准杨杰的头和胸连开两枪。杨杰猝然倒地,血流如注。
    杨杰的遇害令卫立煌非常震动和惊讶。那天若是久留杨寓,其后果不堪设想。他深感香港绝不是一个避风港,安全状况不容乐观。为此,他更加深居简出,绝少与外界联系。
    秘密北上
    当时在香港由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等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他们派专人找到卫立煌,希望他参加民革,同时可介绍他赴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卫立煌尽管与时在香港的民革负责人有很深的私谊,但他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认为现在去北京时机不成熟,如果像他这样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去北京,必然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蒋介石正可利用这一点进行宣传,把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卫立煌恐民革中人有所误会,特郑重其事地对来人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定要回到新中国的。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
    1949年10月1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那激昂高亢的声音迅速通过电波传到各地。卫立煌是从收音机中听到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的,不禁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兴奋。他知道曾经住过的北平如今已成了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那里正在发生着一场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对新中国充满着好奇,充满着希望。虽然他这时的身份仍然是“战争罪犯”,但他已全然顾不了这些了,他急切地要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祝贺。
    卫立煌知道他不去台湾一定会激怒蒋介石,杨杰的悲剧亦有可能在他身上重演。但他绝不会因此屈服,只不过更加谨慎和警惕。
    当时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专程面见卫立煌,希望卫立煌为安全计,在公开表态后能考虑回到内地,以防不测。
    不久,韩权华又接到外甥女从北京寄来的信,其中特别强调,是姨父当年在太原结识的朋友让她写的这封信,并真诚邀请他们回内地。
    卫立煌一看就明白这位在太原结识的朋友系指周恩来。1937年忻口战役前后,他与周恩来在太原多次接触,周恩来对战局的分析令他受益匪浅。虽然以后国共分裂,但周恩来的人格一直令他十分敬重。如今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邀请他回新中国,他感到异常地振奋和激动。
    这时的韩权华还有顾虑,认为卫立煌现在的身份比较尴尬,在台湾来说是撤职查办的在逃犯人,在大陆来说是没有归案的战犯。然而卫立煌却充满信心地说:“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我愿意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别的都无所谓。”
    卫立煌终于决定回内地。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携夫人经澳门前往广州。抵达广州的这一天是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永远记得这一天,因为他触摸到了新中国的土地。
    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在广州热情地接待卫立煌一行,并转达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副主席对他的归来表示热忱的欢迎。
    卫立煌十分激动和兴奋。次日,他即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发电报,告诉他们自己已回到新中国报到。同时将他预先准备好的 《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
    令卫立煌感到惊喜万分的是,毛泽东很快发来了回电:卫俊如先生:3月16日电悉。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冀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毛泽东3月17日
    卫立煌捧着电报,念了数遍。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抬头远望,一个崭新的生活正向他召唤。他感到心旷神怡,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 (摘自《民国时期政要与香港》,刘晓滇、刘小清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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