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蒋介石抗日并非被逼的

2014-11-21 00:00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纪彭  共有评论

    杨天石,致力于蒋介石研究超过30年,是中国大陆研究蒋介石的绝对权威。如今,一本名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的著作也已出版,为杨天石的“蒋介石研究系列”再添新品。杨天石为何下决心跳进“蒋介石研究”这个“坑”呢?蒋介石真的有这么值得研究吗?《国家人文历史》记者纪彭对杨天石进行了专访,试图了解“杨天石和他的蒋介石研究”背后的故事。
    蒋介石研究从“险学”到“显学”
    1974年,近代史研究所有一个项目,叫“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内容是关于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个资料性的丛书,全书有几百个大小题目,其中之一就是“南社”。南社是辛亥革命以前,柳亚子等一批人组织的一个文学团体。1950年代开始,我就开始研究南社,因此,当近代史研究所准备着手撰写一本关于南社的资料时,便找到了我。他们寄来一个关于南社研究的提纲,我给他们提出了一些意见,随后,近代史所邀请我参加协作。什么叫协作呢?就是共同完成这个项目,但不转工作关系。就这样,我与近代史所结缘。
    当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教员。在之后的三年里,我以义工的身份参与了《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工作。《中华民国史》项目很庞大,计划搞一部书 《中华民国史》和另外三部大型资料集——《中华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开始的任务是《中华民国史·第一编》,题目是《中华民国的创立》,我具体负责“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这段历史的主角是孙中山,因此,初入近代史研究工作时,我的研究主要是以孙中山为中心。几经波折,1978年,我正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成为了一名近代史研究者。
    《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在1982年出版了,出版之后,我又得到了新的任务——《中华民国史·第二编》,我负责第五卷,题目是“北伐战争和北洋军阀的覆灭”。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因此,我研究的主角就从孙中山变成了蒋介石。在1980年代,蒋介石还是一个大反派。当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是不少研究领域还是“禁区”,或者说是一种“险学”,蒋介石研究就是这样一门学问。不但是蒋介石研究,刚开始时研究民国史都很危险。
    早在1950年代,全国就搞了一个“社会科学规划”,董必武、吴玉章等一批老革命家,提出要搞“中华民国史”。按照中国的历史与政治传统,后一个朝代,有义务编写前一个朝代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撰写中华民国史就是延续中国的这一历史和政治传统。由于各种运动的干扰,修史工作并不顺利,到了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周恩来才腾出手来,重新提出编写《中华民国史》,并且通过国务院,把这个任务交代下来。
    结果,这个项目遭到了强烈反对。为什么呢?理由之一就是 “有可能陷入两个中国的危险”。胡乔木首先表示反对,紧随其后的是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还好,副所长李星很坚决,勇敢地把这个事情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这个项目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胡乔木等一批老同志的态度逐渐改变。等到《中华民国史》从“险学”变成“显学”,蒋介石研究这才逐渐安全起来。
    获得两岸大佬的认可
    1988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山舰事件之谜》。在历史学界,关于中山舰事件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结论:国民党认为“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党的阴谋”,中共方面则指责国民党捣鬼。我通过大量史料,其中就包括《蒋介石日记》的资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中山舰事件”是西山会议派的阴谋。
    当年,蒋介石就讲过:“为什么会发生中山舰事件?我现在不能讲,等我死了之后,你们看看我的日记,真相自然大白于天下。”我在中国第二档案馆找到了蒋介石在1920年代的一部分日记、书信和电报。这本书叫 《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记录了1926年之前,蒋介石的一些活动,资料中包括了一些蒋介石日记的摘抄。尽管该书没有涉及《蒋介石日记》的核心材料,但足以研究清楚“中山舰事件”。另外,我还找到了李之龙等人的审讯记录和当时蒋汪之间的通信等关键材料。
    我根据掌握的材料,写了《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文章被胡乔木同志看到,我认为胡乔木对于学术还是有判断力的。对于这篇文章,胡乔木同志给了非常高的评价:“这篇文章真正地解开了中山舰事件之谜,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文章。”他在多个场合讲道:“希望中共党史学界都来学习这篇文章。”胡乔木同志还在赴美访问之前特别见了我一次,讲了两句话:“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后来,我所撰写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得到了大陆和台湾两方面官方历史学家的高度肯定。大陆方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常务副主任金冲及教授以一篇长文加以评论,把我的研究成果,评价为“近年来很少见到的一部好作品”;台湾方面,国民党党史会主任李云汉写文章,给予了很高评价:“充分运用史料,摆脱前人窠臼,有新的创造。”这些对我的鼓励很大,坚定了我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中山舰事件之谜》和《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获得好评,使我认识到《蒋介石日记》是个好东西。问题在于中国第二档案馆所保存的《蒋介石日记》很不全面,只有1919年到1926年这七年。不瞒你说,当时我对找到全部的《蒋介石日记》并无信心。日记在哪里不知道。即使知道在哪里,能不能看到,也不知道。
    蒋介石研究惹风波
    1990年代,我有机会到台湾访问,在台湾国史馆里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另外五种摘抄本。这五种摘抄本各有侧重。举例来说,第一种叫《困勉记》,就是在困难之中勉励自己奋斗。第二种叫《省克记》,反省自己克服自己的毛病。第三种叫《学记》,就是读书笔记。第四种叫《爱记》,这并不是讲蒋介石的男女关系,而是讲他的人际关系。第五种叫《游记》。这五种摘抄本一直延伸到1943年,这使我的蒋介石研究能继续到抗战时期。从台湾回来后,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研究蒋介石的书,叫《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
    这本书的出版引来了一阵风波。2003年,也就是《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版的第二年,有人以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的名义给中央写信,给我扣上了“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的帽子;还说“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我们这些老革命不就是反革命了吗?”还要中央治我“叛国罪”并开除党籍。
    对此,中央批了一句话,“请奎元同志阅研”。这个批示是中性的,很慎重。这个批示批给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陈奎元忠实地贯彻了中央的批示,把我的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并做了三句话的结论:“这本书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书中使用了很多《蒋介石日记》,日记是否可信需要研究。”当时,一位中央领导给陈奎元打电话,说“有人告杨天石的状,怎么回事?”陈奎元把上述结论汇报给该领导,该领导当即表态“同意你的意见”并要求“找一位负责同志把结论传达给杨天石,鼓励他坚持研究”,另外组织文章,正确地分析、评价蒋介石。
    领导们还建议我发一个声明,矛头对外,批判海外对这个书的奇谈怪论,以免有人在海外利用这个书进行反共宣传。我便发了一个声明——《关于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的严正声明》。
    2005年,蒋方智怡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签订合约,将《蒋介石日记》交给胡佛研究所保管,现在已经能公开供研究者查阅研究。此后,我就在《蒋介石日记》的基础上,利用史料继续我的研究。
    蒋介石在抗战前后维护了国家主权
    对于《蒋介石日记》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蒋介石,更有助于纠正过去的一些错误。通过对蒋日记的挖掘,蒋介石的形象得到了一些改善。
    我们常说,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这似乎成了盖棺定论,但是经过对蒋日记的研究,我们发现蒋介石抗战还是积极的。我举一个例子,一般我们认为,蒋介石从反共转向抗战,是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换言之,蒋介石抗日是被“逼”的。实际上,1936年11月23日的百灵庙战役就是蒋介石亲自部署、指挥的,这一战击碎了日本人在内蒙古建立第二个“满洲国”的美梦。
    百灵庙控制在蒙古伪军德王的手上。德王是日本关东军培植的一个傀儡,他的蒙伪军则是日本关东军豢养下的一个傀儡军队。日本培植德王,就是想培植第二个溥仪。日本早有计划,扶持德王在内蒙古境内成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大元国”或“蒙古国”。日本人对于中国的侵略政策就是“蚕食”,像蚕一样,一口一口地吃掉,1931年,利用中国历史上曾有的清朝,扶持宣统皇帝溥仪,先搞一个“满洲国”。等“满洲国”站稳了,1933年日本又想利用历史上曾有的元朝,扶持蒙古贵族德王,再搞一个“大元国”。日本人还计划把“大元国”的首都定在百灵庙。
    百灵庙战役,傅作义所部一举收复百灵庙,击垮了蒙伪军,摧毁了日本人建立“大元国”的阴谋。傅作义为什么主动出击?过去我们认为这是傅作义爱国,是傅作义对于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反抗。还有人说,是由于共产党、毛泽东影响了傅作义。其实,只要动一下脑子就知道这些结论靠不住。傅作义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没有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他怎么敢、怎么能打百灵庙这一仗?这是不可想象的。我的研究结论是:绥远抗战是蒋介石策划和指挥的。从头到尾的电报、书信、命令,资料很翔实。蒋介石不但指挥了阎锡山,还直接给傅作义下命令,连怎么打、采用夜袭等等,都在电令中有体现。
    除了粉碎日本人建立“大元国”的计划,蒋介石还在1936年11月,派陈诚前往宁夏,说服日本人支持下的达王(阿拉善旗达王)与日本人决裂。在日本人的计划里,除了“满洲国”、“大元国”之外,还要在宁夏搞一个“大夏国”,就是利用中国历史上曾有的西夏政权,建立第三个 “满洲国”。把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彻底肢解。达王与日本人勾结,主要是由于看不清中央的意图,了解到中央抗日的决心后,他深明大义,第一时间就把日本人给赶跑了。
    百灵庙战役是1936年11月23日打响的,距离 “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还差20天。绥远抗战实际上是蒋介石对日政策从退让到强硬的一个转折点。随后,蒋介石还命令扩大战果,收复商都等地方。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准备好全面战争,因此蒋为大局考虑并未与日本撕破脸。
    在此之前,蒋介石就制定了淞沪战役的计划,他决心把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赶下海。但是,蒋深知中日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因此已经开始计划迁都,并通知孔祥熙把上海的黄金、钞票搬到南昌去。南京的中央机关更是提前做好了搬迁的准备。这些事实证明,蒋介石抗战是主动的,不是西安事变“逼”出来的。
    1930年代,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除了日本还有苏联。日本人想通过扶持蒙古德王建立“大元国”,把内蒙古分裂出去,被蒋介石按了下去。但是,苏联人占据库伦(乌兰巴托),建立起外蒙古,则是存在到了今天。对于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来说,苏联的威胁和日本的威胁是同时存在的,是同等级别的。
    对于苏联的认识,蒋介石是很清醒的。1923年,蒋介石作为孙逸仙代表团团长到莫斯科访问。蒋介石提出,希望把库伦作为国民党的军事基地,结果被苏联严词拒绝,这叫蒋介石很郁闷。
    1924年,他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讲道:“苏联共产党提出的政策很好(主要指列宁曾宣布废除沙俄时代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苏联的实际行动与他们的政策、口号并不一致。”蒋介石特别提到,苏联对中国边疆省份,如蒙古、新疆、西藏都有野心。
    苏联对蒙古的野心,早已被历史证明。在新疆,苏联人频频伸手。我认为,蒋介石除了抗日有功之外,第二大功劳就是“收回新疆主权”。如果不是蒋介石的努力,新疆很可能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或者像今天外蒙古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当时,主政新疆的军阀盛世才全面倒向苏联。盛世才本人则被莫洛托夫发展成为了苏共党员。苏共党员就意味着他要服从苏共的决议。盛世才还曾向苏联提出,把新疆改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说白了就是加入苏联。这是很危险的。还好,苏联由于种种原因拒绝了盛世才的想法。但是,苏联人跟盛世才定了一个“盛苏密约”,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联合开采新疆锡矿”。“盛苏密约”中规定:“苏联人在新疆开采锡矿,94%归苏联,只有6%归中国。”这显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而且是一个残酷地掠夺、剥削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不仅如此,苏联人在哈密驻扎了一支精兵——红八团。红八团是一个加强团,兵力很强,配备有大量的坦克和重炮,还有独立航空兵。打开地图一看大家就会明白苏联人的意图。哈密并不在中苏边境上,而是在甘肃和新疆之间。哈密驻扎的这个红八团,就是阻挡中央军进入新疆准备的。另外,新疆的独山子油矿,就是今天的克拉玛依,也掌握在苏联人手上。新疆迪化附近有个飞机制造厂,也是苏联人办的。迪化的飞机场,不让中国人过问,有苏联军队把持。实际上,新疆就是第二个“满洲国”。
    蒋介石对此很不满意,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到“苏联人真是赤色帝国主义!”等到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人岌岌可危之时,蒋介石还在十月革命节跑到苏联大使馆祝贺,并且指示“在贸易上,宁可中国吃点亏”,其实他心里已经开始盘算“收回新疆主权”的大计了。后来,蒋介石利用了盛世才和苏联的矛盾,先废除了“盛苏密约”,又把独山子油矿和迪化的飞机场买了回来。虽然是花钱买的,但好歹是收回来了。又经过谈判,苏联人把他们在哈密的红八团撤了。抗战期间,蒋介石又把盛世才调到重庆当农林部长,彻底消除了新疆脱离中国的危险。蒋介石能收回新疆主权是他对国家的巨大功劳。
    盛世才被调离新疆之后,苏联人还不死心。等到苏联人在欧洲战场占了上风,便又回过头想向中国新疆伸手。1944年11月,在苏联人的策动下,新疆分裂主义的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伊犁成立(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完全是在苏联的军事、政治控制下成立的,其共和国临时政府章程是在苏联领事馆起草的,第一条就是“永远脱离中国的专制统治”。同时,他们还拥有自己的军队、国旗等等。蒋介石叫张治中前往谈判,最后决定成立新疆省的联合政府,这个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自动失效。谈判成功后,苏联便把他们的人撤了。
    1946年,南京召开国民大会。新疆有代表19名,三区代表7名。参加国民大会的7名三区代表,提交了一个令蒋介石头大的提案,他们请求在中华民国境内,将新疆省改为 “东土耳其斯坦”,并要求有自己的国旗,还希望中央军撤出新疆。蒋介石当然不能同意,但是他并不是采用简单粗暴的批判斗争,而是派蒋经国与三区代表“谈心”。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以诚与义感动之”,同时,蒋介石又告诉这些代表:“中央对新疆,除了保卫国家领土,保护人民利益,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最后,三区代表们主动把提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以民主协商捍卫国家主权的尝试是很了不起的。
    蒋介石的一生何其复杂,可谓“既有大功,又有大过”。我们常说,蒋介石最主要的贡献是“抗战到底”。实际上,蒋介石作为中国的领导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局势动荡,东亚格局在日本、苏联、美国三家博弈之下,他能利用有限的国力,纵横捭阖,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尽可能争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这是对国家民族的大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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