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斯大林改变的中国边疆

2014-11-11 00:00  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吕文利  共有评论

    1924年,列宁病逝,斯大林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取得了苏联的最高领导权。当他的目光投向东方时,发现中苏之间漫长的边界线上有着太多沙俄时代留下的“悬案”——三段有争议的边界:西段边界,有新疆问题;中段边界,有外蒙古问题;东段边界,有东北的中东铁路等问题。三段边界,斯大林各有筹谋。
    斯大林的目光锁定新疆
    缔造苏维埃政权的列宁,主政仅7年便去世,除了一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原则性声明外,没有具体措施。他的继任者斯大林,曾负责过民族事务,对民族和边疆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苏联的边疆政策便有了浓厚的斯大林个人色彩。
    1929年12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公开宣布:“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虽然这句话说的是国内土地问题,但这种唯我独尊的“斯大林风格”也影响到国外边界问题。
    1920年代,新疆形势波诡云谲,各方势力在进行或明或暗的角力。1931年,盛世才的机会来了。甘肃军阀马仲英出兵新疆,盛世才被任命为参谋长。1932年,马仲英再次入疆,盛世才被委以军事大权,屡战屡胜,被称为“常胜将军”。第二年4月,历史又给了盛世才一次机遇。新疆省政府的一些官员发动军事政变,但发动政变者很快感到无力维持新疆局面,只好请手握军权的盛世才主持大局。此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直接统治新疆的机会来了,就派人入疆,摆出一副要接收新疆的架势。盛世才知道,此时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受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就必须找一个强大的靠山。因此,盛世才把目光投向了苏联。这与斯大林的目光撞到了一起。1930年代初,苏联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对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构成直接挑战,由此新疆的稳定对苏联就显得格外重要。
    苏联对盛世才进行了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军事上,苏联直接派红军入疆,帮助盛世才击败了对手,助其控制了新疆全境。经济上,苏联不但向盛世才提供贷款,还派专家、顾问到新疆,帮助建立炼油厂、医院等。盛世才也投桃报李,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其中“亲苏”是核心。1940年,盛世才和苏联政府代表签订了为期50年的 《新苏租界条约》,苏联在新疆获得了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种种特权,并攫取了新疆的矿产资源。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德军占据优势,苏联大片国土沦陷。盛世才感到苏联恐怕是指望不上了,转而把希望放在蒋介石身上,他给蒋介石的“投名状”正是反苏反共。
    盛世才的背叛让斯大林十分愤怒。1943年5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推翻盛世才。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复兴小组”,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培养力量。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44年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就这样,在蒋介石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下,盛世才于1944年被迫离开新疆,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结束了对新疆长达11年的统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斯大林推动了国共重庆谈判,在新疆也推动了“民族军”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1946年7月1日,新疆联合政府成立,新疆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1949年上半年,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开始了大举进攻。此时,在解放全国的计划里,新疆还没有被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中共中央在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里指示,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当年6月,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如果进展顺利,可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
    斯大林对中共这一安排很不放心。1949年6月,刘少奇正率领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回忆,斯大林明确说,英国、美国,尤其是美国,正策划在新疆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表明斯大林非常担心西方势力渗透新疆,进而威胁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安全。他迫切希望解放军尽早入疆,稳定新疆局势。此外,斯大林也考虑到苏联日后会在外蒙古独立和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和中共发生利益分歧,因此,他设想在新疆问题上先帮助中共,以换取未来在这些问题上的空间。毛泽东很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进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
    当时,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接受中共的和平建议,也有人主张奉命坚决抵抗。毛泽东也曾考虑“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但中共毕竟不了解新疆的具体情况,与新疆新的主政者没有任何接触。倒是苏联与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包尔汉接触较多,了解到他们有和平起义的意愿,并推了他们一把。8月中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对陶峙岳等人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9月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新疆和平解放6年后,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成为继内蒙古自治区之后第二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在外蒙古的独立问题绝不退让
    1911年12月28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外蒙古活佛的名称)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独立,自称“日光皇帝”,改元“共戴”。从此外蒙古的分离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心头大患。但外蒙古独立真正成为事实,还要从1945年的斯大林说起。
    1945年2月4日,二战临近尾声。时任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苏联是否参加对日作战,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决定远东战局的关键一步棋,落在了斯大林手中。
    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豫湘桂会战的惨败,数十万将士牺牲在战场上。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在8年抗战中消耗了大部分实力,无力对日本进行全面反攻。单靠美军无法在短期内击溃日本。于是美国人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在远东出兵,好处是可以得到外蒙古。这一提议与斯大林不谋而合。
    苏维埃政府虽然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从中国掠夺的一切领土,但却始终没有把外蒙古当作中国的领土。1921年,十月革命后流窜的原沙俄军队残部进入外蒙古,击败中国驻军,建立了傀儡政权。中国的北洋军阀各派系互相推诿扯皮,迟迟不能出兵,反倒是苏联抢先一步,将其剿灭,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政权。
    有了军队驻扎,苏联开始操控外蒙古的一切。1937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3万苏联红军的监督下,外蒙古开始肃反运动。运动波及各个阶层,高级官员和普通牧民都不能幸免,那些心向中国、反对独立的外蒙古人士几乎被清洗殆尽。1941年4月13日,苏联同正在侵华的日本签订 《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外蒙古实际上沦为苏联卫星国,但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
    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人的提议正中斯大林下怀。斯大林罗列了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第一条就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即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就这么签订了。
    这纸协定传回中国,蒋介石大惊失色。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除了煤矿、铜矿、石油等资源外,外蒙古的图拉河流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沙金产区之一。丢失这样的地盘,光是经济上的账就太不划算。可是,蒋介石又清楚地知道,自己没能力阻挡斯大林,美国人更是指望不上了,他只能派出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与斯大林谈判。然而,斯大林在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上绝不退让。双方针锋相对,谈判陷入了僵局。
    一直到1945年7月9日,蒋介石决定妥协,他提出的三个条件是: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完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期限二十年,港口和铁路的所有权归中国所有。第二,阿尔泰山脉为新疆一部分。第三,苏联只能援助国民党,不能援助共产党。作为这三个条件的交换,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蒋经国对蒋介石的这番指示又做了补充说明,“同意外蒙古独立”还必须经过公民投票。如果外蒙古公民投票结果倾向于独立,国民政府才能承认。
    斯大林同意了这些要求。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历史总是有令人叹惋的错失。就在这纸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投下的原子弹,使日本投降的时间远比预料中来得快。假如蒋介石能捕捉到时局的变化,假如蒋经国再多坚持一天,外蒙古的命运或许不会如此。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结果是:参加投票的有487409名公民,一致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内部百废待兴,外部一片孤立,国家想要生存,就必须得到苏联的援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顺手抢占黑瞎子岛
    1924年,斯大林接手的苏联,是一个新生的、尚未站稳脚跟的政权,在国际上面临被孤立的困境。为了打破外交僵局,争取中国的外交承认,斯大林主动向中国提出解决两国边界的“悬案”。当年年初,斯大林派出曾任外交事务全权代表的加拉罕,来到中国和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钧谈判,拟定了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下文称《协定》),规定“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暨1919年与1920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两国“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
    这一《协定》基本上是平等的,它表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列强截然不同。但很遗憾,它只是一个大纲,并未“商订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在《协定》签订前,加拉罕坚持“立即恢复中苏正常关系”,再商议两国间的“悬案”。北洋政府则坚持先解决“悬案”,再恢复两国正常关系。双方争执了一段时间。其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英国和意大利先后承认苏联,苏联的国际地位不那么脆弱了,与中国建交也就不太迫切了。北洋政府只好同意加拉罕的意见,于1924年5月31日先签约,同日宣布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则在《协定》中承诺,“中东路”将由中国赎回。几个月后,加拉罕还和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当局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表示要在60年内把“中东铁路”全部无偿地交给中国。不过,加拉罕坚持铁路局局长由苏方委派,理由是“不愿敝国在中国势力比他国薄弱”,一语道出了苏联和斯大林的真实态度。
    在那之后,时局变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停滞,欧洲各国宿怨重现,苏联逐步摆脱外交僵局,斯大林也就不急于解决十分棘手的 “中东路”问题了。拖延之下,《协定》渐渐成为一纸空文。这让张作霖对斯大林的积怨日深,于是故意破坏苏联在“中东路”沿线的利益,中国民间收回“中东路”的呼声也开始高涨。
    到了1927年,斯大林转而考虑把“中东路”及沿线特权转让给日本,并派人与日方进行了秘密会谈。中国政府得知这一情报后非常惊讶,东北当局更觉得苏联不可信。
    恰在此后不久,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内外局势的大变,把张学良推到了势必一战的境地——对内,他既要树立“少帅”的威望,又要服从蒋介石,追随其“反共绝俄”的政策,蒋介石也在鼓动他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对外,他觉得中国虽然打不过日本,却未必抵挡不住苏联,如果能把“中东路”一举收回,就能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东北的事情就好办了。树威的渴望、错误的判断、爱国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使得28岁的张学良贸然决定对付苏联。
    1929年7月,张学良开始驱逐“中东路”的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斯大林随即作出反应,宣布对华断交,向中苏边界集结苏军。从7月到11月,张学良的东北军陆续取得不少胜利,但都不是根本性的胜利。对苏联人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于是,斯大林把苏联名将布柳赫尔(曾译布留赫尔)派到前线。布柳赫尔一来,战局立变,海拉尔、哈尔滨、黑瞎子岛相继失陷。
    1929年11月26日,张学良不得不要求停战。斯大林同意停战,条件就是:“中东路”恢复此前中苏共管的原状。苏军撤退到黑瞎子岛后,留下一部分驻扎不走了,一占就是79年。1935年4月之后,苏联势力退出了中国东北。即便如此,苏联也牢牢占据着黑瞎子岛,不让日本染指。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作战,苏军进入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苏联重新控制了整条中东铁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关系进入新的轨道。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在华特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基本方针。1950年,在中共领导人的努力下,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旅顺口的民事行政事务,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随后,苏联履行了上述约定。
    然而,黑瞎子岛的归属始终悬而未决。直到2004年,《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规定,黑瞎子岛一分为二,中俄各半,这一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2008年10月14日,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 “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纠缠一个多世纪后,中俄在东北的“悬案”终于尘埃落定,两国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终告全部确定。
    (摘自《环球人物》吕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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