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台红色特工烈士追认之旅

2014-11-01 00:00  来源:《京华时报》  作者:王梅  共有评论

    1949年,包括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在内的1500多名中国大陆红色特工远赴台湾,之后这个群体牺牲过千,侯文理便是其中之一。在过去很长一段岁月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846个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被刻在纪念墙上。时隔60多年,家属得知侯文理的死讯后,将一份申请烈士的材料递交相关部门。
    寻名
    直到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纪念墙上,当侯媛媛的弟弟最终找到了爷爷侯文理的名字时,侯媛媛才完全相信了“部队刻上了他的名字,承认了他为国牺牲”。
    2013年12月,在媒体报道的“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英雄名单”中,侯媛媛发现了爷爷侯文理的名字。“去把爷爷的名字找到。”侯媛媛嘱咐在北京工作的弟弟。
    彼时,北京西山森林公园,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为1950年代在台湾隐蔽战线工作牺牲的无名英雄,建设了一座纪念广场,并刻上了846个英雄的名字。
    “爷爷侯文理50年代在台湾被国民党杀害,半个多世纪没人知道,如今终于能告知天下了。”侯媛媛立即打电话给江苏邳州的父亲侯希贤和西安的叔叔侯希勇。
    那天,侯文理居住在邳州和西安的儿孙们满怀希望:侯文理的烈士身份马上就有着落了。
    为了给侯文理申请烈士,一家人已跑了两年。侯文理的确切死讯,他们三年前才得知。
    2011年1月23日,《环球时报》刊登《追寻在台中共特工遗骨始末》一文,公布了中共地下党和特工人员的无主骨罐名册,编号124号的正是侯文理,骨灰罐号为296。那时,侯媛媛就认定名单中的人为爷爷侯文理。
    侯媛媛立即联系了参与报道的记者薛小乐,得到了 “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的邮箱。李坤龙回忆,侯媛媛联系上他时,他并没有怀疑,侯文理的案情是其见过较特殊、复杂的,他印象非常深刻。
    书信往返,侯媛媛的每次来信都让李坤龙觉得字里行间真挚感人,“她算是赚取我最多眼泪的家属,很少有受难者的第三代,对祖辈牺牲者有这么深的感情”。
    李坤龙决定提供帮助,最终确认侯文理的遗骸安放在六张犁纳骨塔内。李坤龙将所寻的材料一并交给侯媛媛。这些材料包括两份国民党的判决书、侯文理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及侯文理的骨灰盒照片。
    收到李坤龙的材料后,侯媛媛并未立即打开,“虽然我从没见过爷爷,可是那一刻就是不敢面对”。在一名同事的陪同下,侯媛媛打开了文件夹,看到了侯文理被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后,50岁的她趴在办公桌上嚎啕大哭。
    申烈
    拿到李坤龙提供的材料后,侯媛媛和叔叔侯希勇商量着,由住在西安的侯希勇将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西安民政局,申请追认烈士。“那是爷爷工作最久的地方,奶奶的军属关系档案也在西安。”
    2012年底,侯希勇将侯媛媛寄来的材料打印了18份,一份交给了他居住地所在的西安市金花南路社区,一份交给了西安市东关南街街道办,“街道办说材料没问题,已经交给了区民政局”。
    之后,侯希勇曾多次到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询问办理进度,并几次向区民政局补交父亲部队的证明、派出所的父子关系证明、父亲同事的证明等材料。从家到区民政局的路程需要骑车大半个小时,这一年,65岁的侯希勇往返不下30次。
    2012年年末,侯希勇被告知,因为资料从民间而来,并不是从部队得来;且侯文理归总参人员,民政局无法为侯文理申请烈士身份,“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已经把材料交给了市里,但市里回复说省市级别不够给我们办理”。
    西安的路走不通,侯家觉得把材料送回侯文理的老家安徽萧县应该能行得通。
    2013年夏天,侯媛媛和弟弟驱车将材料送往萧县,萧县统战部副部长、台办主任王静接待了他们。之后,王静曾致电侯媛媛要求侯文理所在部队开具证明,侯媛媛沟通后,侯文理所在的某部队将证明发至萧县相关部门。
    2013年冬天,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建成后,侯媛媛再次将广场名单中有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萧县。材料都交齐了,侯文理的烈士称号却不了了之。
    “总要有个结论,我们活着的人没什么,父亲为祖国的统一、为自己的信仰奋斗牺牲,国家不应该给他一个说法,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吗?”侯希勇觉得,只有受到了国家的认可,一名军人的灵魂才能得以慰藉。
    侯家人这种想法,在寻找、搜集替侯文理申报烈士的材料过程中,变得越发强烈。
    离乡
    直到解放后,一家人才知道侯文理是中共地下党,才知道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有个名字叫“侯璨章”。
    1935年6月,19岁的江苏萧县人侯文理参军。侯文理走后不到6个月,在老家赵龙镇新庄村,他的第一个孩子侯希贤降生。
    幼年的侯希贤并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模样。直到1945年,侯文理寄回一张照片。这张长约30公分,宽约20公分的黑白半身照里,侯文理“穿着军装,模样帅气”。
    收到照片的那一年,侯文理的第一任妻子、侯希贤的亲生母亲曹氏病故。
    第二年,侯文理从远征军的战场归来,11岁的侯希贤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以及和父亲一起回乡的继母张励凡和二妹侯希坤。
    之后,侯文理带着妻子和四个儿女回到了其部队所在地西安。1946年和1947年,侯希贤的三妹侯希慧和四弟侯希勇相继在西安出生。
    军队随着战争转移,侯文理一家也一直在迁徙。1947年离开西安后,侯家辗转上海、金华、杭州、南京、徐州等地。
    大陆基本解放后,几名八路军来到家中,张励凡以为八路军此番前来是要逮捕侯文理,“吓得要命”。
    随后,侯文理淡定邀请几名解放军入座,这才道出其真实身份,“不用担心,这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和几名八路军出去后不久,侯文理回来时一身国民党军官服装已换成了解放军军装。“父亲回来后,让母亲打开了平日里她出席各种宴会用的梳妆盒,底层居然有个夹层,父亲说,平常都是用母亲的梳妆盒送的情报。”侯希坤印象深刻,听完父亲的话,母亲吓得瘫坐在了地上。
    一家人后来才知道,10多年来,在国民党军队里的侯文理,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军队里,他有另一个名字,叫侯璨章。
    别名
    战友曹艺很了解在国民党军队里的侯璨章。
    曹艺的女儿曹景滇介绍,1937年,曹艺受命于朱德,作为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回到白区工作。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徐彬如指派侯文理,作为曹艺的单线联系人。
    回到国民党军队后,曹艺为国民党辎汽六团少将团长。侯文理改名侯璨章,在曹艺部下任职,曾受训于国民党陆军辎重兵学校军官队四期。
    为八路军建立机械化部队输送人才、物资,是两人在辎汽六团活动期间接受的任务。两人曾利用国民党的汽车部队,多次向延安运送革命进步青年,接送延安军政领导往返陕北道上。
    1937年至1948年间,侯文理和曹艺随中国远征军一起到渑池、桂林、贵阳、河池战斗,其间更远征印度、缅甸,大败日寇后,又辗转昆明、贵阳、洛阳、郑州。
    离开辎汽六团后,侯文理到了浙江龙游汤恩伯的二线兵团203师卧底,任该师中校警卫营长。1949年4月,侯文理同曹艺一起策动金华蒋军203师部队起义,并将机械化装备等交付给解放军二野。
    之后,曹艺将军与侯文理两人先后到南京二野。当时的敌工部部长袁血卒安排侯文理进入大西南潜伏,做瓦解敌军机械化部队工作。由于密探密报,侯文理被特务抓捕。被捕期间受到酷刑,“侯文理没有透露过自己的身份及我党我军的机密”。因抓无实据,侯文理最终被释放。
    1949年,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艰难至极,甚至失利。这一年,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商人、难民、小贩、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的迁台大军。
    侯文理是其中之一。这年冬天,他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敌工部长袁血卒的指令,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
    送别
    1949年春节前夕,赴台前的侯文理回到了萧县老家,见了长子侯希贤一面。
    “那天,父亲和我睡了一晚,枕在一个枕头上”,父亲搂着当时上小学六年级的侯希贤,告诉他需要到外面执行任务,可能要两三年时间,“父亲让我在家听爷爷奶奶、叔叔的话,好好念书”。
    侯希贤总忘不了那个夜晚,他觉得父亲似乎有心事。父子俩聊到深夜,窗外月亮饱满,把院子照得发亮。
    当时14岁的侯希贤不知道,这是他今生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一天后,在徐州火车站,29岁的张励凡带着三个孩子将丈夫侯文理送上火车。临上车前,侯文理分别亲了三姐弟,给妻子留下六个字——先保国,后保家。
    此后不久,侯希贤收到了父亲写给他的唯一一封家书。侯文理除叮嘱侯希贤照顾好弟弟妹妹、做好榜样之外,还教育侯希贤认真学习,为国家献力。
    书信中,侯希贤被要求每天练习小楷、写日记。侯希贤认真遵照父亲的要求,直到师范学院毕业。这个沉默寡言的长子以这样的方式思念着父亲。
    父亲离开后的日子,侯希贤将这封信带在身上。后经多次变故,侯希贤一度以为信件丢失。直至1955年秋天,侯希贤拿起一本初中物理课本,这封信从中掉落。
    这封家书的落款是1949年9月30日,在侯文理落笔写信的第二天,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苦守
    侯文理走后不到半年,张励凡收到了侯文理来信,让张励凡到香港去。由于当时三个孩子年纪还小,“而且根本拿不出去香港的钱”,张励凡错过了和丈夫的最后一次碰面。
    之后,张励凡带着三个儿女从徐州回到西安。因家庭变故,原先的家财散尽,张励凡带着三个孩子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
    从小家境优渥的张励凡不得不去找了保育员的工作,养活姐弟仨和老母亲。为了能够做饭取暖,当时6岁的侯希坤曾和外婆到很多单位大院外,捡没有燃尽的煤炭,拿回家烧火。收获的季节,侯希坤便和其他小孩到田地里捡麦穗,补充家里的粮食。
    1958年,张励凡因十二指肠溃疡严重被辞退,家庭没了经济来源,侯希坤还没念完高一便退学在家。
    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小儿子侯希勇的最大心愿是吃上一个夹馍。外婆把侯希勇带到街上的夹馍摊旁,指了指摊位上放的馍,“我以为她要给我买,没想到她指给我看看就拉着我走了,说看了就等于吃了。”买夹馍的5分钱都拿不出,让当时9岁的侯希勇无比想念父亲。
    1953年左右,张励凡找到侯文理所在的部队,这才知道侯文理去了台湾执行任务。可是,这样的“组织机密”,一家人并不能对外人讲。
    几十年来,侯希勇家的小区院子里流传着风言风语,说侯家的父亲在外面找了人,不要老婆孩子了。张励凡一直沉默,不作辩解。一回到家里,张励凡就会告诉三个儿女,父亲绝不会在台湾成家,“母亲说即使父亲成了家也是任务需要,组织上安排的,不能怨恨父亲。”
    一家人因此获得的“海外关系”,也让三女儿侯希慧分配工作时一波三折,更让大儿子侯希贤在“文革”中被关了三年黑屋。
    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是侯文理的生辰,每当这一天,一家人过节时,在邳州的侯希贤总坐在桌子的一角,默默喝酒流泪。
    在西安的张励凡一辈子最爱看的电影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家人说,西安城里,无论哪家电影院在放这部电影,张励凡都会早早买票,一个人坐着看完。
    “她每次看都会哭,然后跟我们说,‘你们父亲就是做这个工作啊’。”父亲离开时不到两岁的侯希勇,对父亲没有深刻印象,但每看到母亲看电影时抽泣的背影,侯希勇总觉得心疼。“也不是没打听过”,侯家上下曾多次询问某部队,得到的回复是:组织也不知道侯文理的情况。
    “我活了这么久,谁都见过了,就是没再见过你父亲,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说完这话,张励凡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时间是2005年,等了56年的张励凡已年过耄耋,直到85岁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不知道丈夫是生是死。
    “就差6年,奶奶就能知道爷爷的消息。”侯文理的孙子侯海波说,西安城南大雁塔附近有个武家坡,坡上有一孔破旧的窑洞名曰“古寒窑”,相传当年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丈夫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此。
    在侯海波眼里,奶奶张励凡比王宝钏更惨,王宝钏一生命苦,可最终还是等来了薛平贵,“我奶奶呢?直到走的那天也不知道爷爷早已经没了。”
    答复
    张励凡想过千万种可能,她没想到侯文理早在1958年就已被杀害。
    1952年,侯文理混入“保密局”搜集情报。后因被人发现举报逮捕,自1954年开始,经过4年审判,1958年7月8日,侯文理最终被国民党以叛乱犯的罪名处以死刑,时年42岁。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侯文理也没说出自己地下党的身份。“这样的革命者难道不是烈士吗?名字刻在纪念墙上了,还不是烈士吗?为什么我们走这条路就这么难?”侯家人不解。
    今年5月14日,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综合科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此事称,对侯希勇提交材料的事有印象,其材料并非区民政局退回,而是由市民政局直接退回到侯希勇本人手中。
    “他这是涉台的,省里没资格审批,需要民政部来审批,需要由他的单位总参来提交申请。”该工作人员称,区县没有申报权,但区民政局已经将侯希勇的申请打报告给市民政局,“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他符合条件,但涉台需要部级来评烈。”
    西安市民政局优抚安置处处长辛女士表示,侯文理的情况市民政局之前未遇到过,所以需要向省民政厅汇报情况,再看怎么处理。辛女士称,市民政局并未收到侯希勇的资料,“区民政局可能是对政策吃不准,只是把情况口头上报了,市里并没有见到材料。”
    辛女士称,市里需要跟侯希勇了解情况后,再按照程序审核资料,“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跟省厅汇报,处理好,如果在我们权限范围内,烈士认定是没问题的。”
    5月15日,侯希勇按照辛女士的建议,将侯文理的申烈材料再次交给了街道办。
    (摘自《京华时报》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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