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年谱》寻找失意者的历史

2014-10-21 00:00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李响  共有评论

    王明,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知道他犯过左倾和右倾错误,但他的面孔,如同党史学者郭德宏最新著作《王明年谱》的封面,只是黑暗迷雾中一个隐隐约约的轮廓。1949年之后,甚至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他就从历史舞台消失了,曾红极一时,如流星般耀眼而迅速寂灭于时空深处。请看《国家人文历史》李响的文章。
    失误和贡献都是党史的一部分
    1980年代,正值学术研究盛年的郭德宏对王明产生兴趣。“中共党史上这么多犯过错误的人物,材料大部分是比较清晰的,但是王明不同,他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怎么犯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太多的谜团。”郭德宏对记者说。
    幸运的是,当时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档案馆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开放时光,学者几乎可以看到想看的一切档案。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很羡慕郭德宏等前辈学人,“只有极少数学者抓住了档案开放的黄金时间。”
    档案馆把与王明有关的几乎全部材料都拿出来,交给郭德宏和他的合作者、《红旗》杂志编委周国全。“材料很多,非常不成系统,有的一大篇材料中只有关于王明的一句话。一个1942年就被打倒的人,谁会给他保存系统档案?”郭德宏说。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说:“党史不仅是毛刘周朱这些开国者的历史,也是失意者的历史。梳理失意者的历史,才能看出党史的立体感和丰富性。失意者也同样为历史作出了贡献。无论他们的失误还是贡献,都是党史的一部分。”
    郭德宏在错综复杂、零零散散的材料中,一点点抽绎王明的人生脉络。1995年,他到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查阅有关王明的档案和书刊,远东研究所还送给他一套俄文版的 《王明全集》(前三卷,第四卷因经费紧张未能出版)。不知不觉,郭德宏在王明身上投入了二十多年时间。他的扎实态度使他获得王明家属的信任,王明儿子王丹之送给郭德宏一套《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书稿,是由王明妻子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编著的,以及王明的一些单篇回忆录。
    72岁的郭德宏身体状况欠佳,长时间住院疗养,他说:“我活不了几年了。这么多档案资料,大部分只有我一个人看过,我垮了以后,别人可能就看不到了。我得抓紧在有生之年,把这些材料印出来,提供给需要的人去阅读和研究。”于是便有了这本88万字的《王明年谱》。
    27岁的领导人
    王明受到批判后,他人生的各个阶段布满负面评价,只有他的少年时代是“干净”的。他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原名陈绍禹,老家人都说他早慧。在中学同学的印象中,王明很有语言天赋,白话文写作出色,勤于练习英语口语。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王明在武昌读书,他被推举为学生领袖。假期回老家时组织游行示威,被当局注意,扬言要抓他。王明的姨夫得到消息,连夜送来盘缠让他逃到武昌。到武昌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躲避追捕,他随姨夫改姓王。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他屡次改名,王明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名字,渐渐为人熟知,代替了他的本名。
    王明1925年10月入党,几天后就被批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1月下旬和张闻天、王稼祥一道赴苏。一加入组织就被“公派留学”,政治生涯开端一帆风顺。在苏联,王明再次展现了他的语言天赋,半年就能用俄语流利对话,对列宁主义理论如数家珍,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将王明视为天才,在众多留学生中对他格外器重。王稼祥在批判王明时说,王明一到苏联“就和米夫勾搭上了,二人互相吹拍,彼此利用”。
    米夫不仅是中山大学校长,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对王明的火箭式上升的确起了重大作用。王明1929年回国,带头批判李立三错误,“立三路线”是左的,而王明的批判比之更左。他的理论基础和思维逻辑都是在苏联形成的,共产国际当时的政策激进,他也亦步亦趋,比如提倡平分富农土地,加紧组织赤色工会,不承认自由贸易等。
    1930年9月中共召开第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第二年,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主导了第六届四中全会。当时中共中央青黄不接,瞿秋白、李立三都犯了错误,曾执行他们路线的人也被排斥,领导层需要换血,而王明等人作为新鲜出炉的理论精英,自然成为米夫和共产国际的首选,当初苏联吸纳他们去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中共培养骨干。那一年王明27岁。郭德宏说:“看待历史人物时可以多一些理解,一个刚刚27岁的年轻人就当上了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他就是犯了错误也是难免的。现在的年轻人,27岁时在干什么?”
    王明最早提出纠左
    “提到王明,我脑海第一个蹦出的概念就是‘两条路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说:“一是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发言 《两条路线》,批判立三路线,开始掌握中共领导权;二是自王明时代开始,中共建构了一套叙述党史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两条路线’:即党史是一条正确路线和诸多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一位,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左倾)、张国焘,然后又是王明(右倾)。这种叙事模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甚至延续到现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审徐思彦说,关于王明,她印象最深的说法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郭德宏认为传统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谓王明路线 “统治党内四年之久”,是从1931年王明通过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算起,至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由《王明年谱》列举的多方面史料,可以清晰看到:1931年2月的第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只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4月增补为常委,10月在共产国际安排下赴苏联。“他在中央决策层只有半年,其中还有很长时间由于被悬赏抓捕东躲西藏,无法正常工作。”
    从1931年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到1937年11月14日离苏回国,王明在苏联整整六年。王明出国后,临时中央由博古负总责。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有王明的一份,但不能全归于他。王明在苏联期间,以当时的通信条件来说,他鞭长莫及,权限也不足以指挥国内事务。把1932年以后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左倾错误冠名为“王明路线”,非常牵强。
    由《王明年谱》整理的文献可以看出,王明本人从1933年思想就开始转变了,他频繁写信、写文章,批评博古及临时中央的左的政策,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在苏区暂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等。郭德宏说:“事实上,他是中央领导层中最早提出纠左的,当时国内的领导人都在执行博古政策。但临时中央对王明的来信不予理睬。”这恰恰证明王明对国内事务的影响非常有限。
    郭德宏强调,王明的转变是由于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王明一生,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他运用他的才智,忠诚地服从和宣传共产国际的政策。王海光说:“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为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王明那一代革命青年,信奉的是‘工人阶级无祖国’,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全球化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在物质上、理论上都给予中共极大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帮助,中共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所谓的“右倾错误”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王明参加会议后,思想进一步发生转变。1935年6-7月间,王明起草了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来在巴黎《救国报》上公开发表,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客观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明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联军。
    这也许是王明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八一宣言”受到国内外广泛瞩目,推动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
    1937年11月,王明离开苏联,来到延安,衣锦还乡,意气风发。很多人认为,王明回延安是共产国际专门派来向毛泽东夺权的,当时毛泽东刚在延安巩固了领导权,他的独立自主态度也令共产国际不爽。从《王明年谱》可以看到,在苏联的六年中,王明多次提出回国参加抗战,因为国共关系紧张无法实现,直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才得以安全入境。王明并不是“赶在”这时回国,而是条件刚好在这时成熟。至于回国后他要起的作用,共产国际的说法主要是帮助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还有一种说法是让王明在理论上“帮助”毛泽东,在共产国际包括王明本人看来,毛泽东在军事和政治上很有能力,但是理论薄弱。
    到延安不足一个月,王明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批评“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
    郭德宏在《王明年谱》中引述了张国焘的回忆:“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实际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王明有没有想过要“斗过”毛泽东,是值得商榷的,可以确定的是,这次发言为他的“右倾错误”埋下伏笔。他提出的“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后来被指为右倾投降主义。王海光说,王明提出的三个“一切”,“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也有约束,建立一个民族利益至上的统一战线的最高原则,中共作为弱小的一方,强调我们是合作不是投降。”跳出中共党史范畴,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观点对抗日大局颇有功劳。
    1937年底,为了便于推进与国民党的抗日合作,王明、周恩来等人赴武汉成立长江局,直至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王明一直在武汉主持统一战线工作。王海光说,在抗战初期,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为维护抗战大局作出相当大贡献,但是后来批判他时也就墙倒众人推了。
    王明的这段经历,曾经被指为“把持长江局与中央分庭抗礼”。有几大标志性事件证明王明“对抗”延安。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明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也报送延安一份。延安在收到这份文件后,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有些不妥,立即重新起草一份,王明在国民党会议结束后才把新电文送达。郭德宏说:“王明在共产国际‘太上皇’当惯了,以前他想发什么文章发什么。在长江局时,90%以上的文章都请示过延安,只有一小部分没有请示,但延安无法接受。”
    还有一件事是1938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
    郭德宏在《王明年谱》中呈现了学者郭国祥、丁俊萍的解析:1938年7月,正是武汉会战关键时刻,社会上需要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牺牲精神,《论持久战》指出的抗战前期失败不可避免的理性分析不合时宜。8月下旬,当武汉失守已成定局,王明马上就为《论持久战》出了单行本,并在8月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37次广告,将它誉为 “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
    毛泽东直到1958年成都会议时还对此事耿耿于怀。在陈伯达发言时,他几次插话批判王明:“他从国际回来……长江局成为中央,中央成为留守处,我是留守处主任,我是管城内,连城墙上都不能管……办了一个报纸,叫‘党报’,叫‘新华日报’,我说,叫‘派报’比较妥当。因为我的一篇文章他不登,说太长……出个小册子解决……我是要出卖我这一套的,我是想在武汉推销我这个货物的,但是那个地方他不卖,你有什么法子?”
    医疗事故引发的中毒悬案
    王明大概是党史上唯一一个两次为错误路线“冠名”的人物,一次是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一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清算批判两次“王明路线”,构成了延安整风的重要导火索。需要整肃的不仅是王明路线,还有延安崇尚苏联、洋理论、“言必称希腊”的风气。
    1941年5月,毛主席做了 《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邓力群回忆:“会场上安放了几十条长凳。我坐在靠近中间一点的凳子上。回头一看,王明坐在我后面。我当时一方面感到我们党内不分高低、不分前后,同志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点纳闷,这个会议王明怎么不坐在前面?”邓力群和绝大部分听众一样,“根本没有意识到触及的是中央领导层的分歧……我当时认为毛主席所批评的对象,就是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的毛头小伙子,最多也只是把马列学院和其他学校的一些教员批评在内。”
    整风的矛头很快明确指向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作为“左倾路线”继承者和发展者的博古、张闻天都在延安做了彻底检讨,而“创始者”王明始终不肯“老老实实认错”,无论毛泽东私下找他谈多少次,大会上多少人向他“开炮”,他仍然“推卸责任”。
    1944年,整风运动已经接近收尾。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与王明谈话,再次系统指出他应该反省些什么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王明不能理解这些错误,他写信给周恩来说:“既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 (指三十年代初苏维埃时期)……关于12月会议及武汉时期问题——中央虽暂不作结论,但我认为和中央谈清楚,弄清是非,使我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何在,对党的政策的了解,对我的教育只有好处。”
    不管王明认错与否,党内已经对他两次路线错误作出结论。1944年7月16日,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写道:“再也没有人提王明了。对毛泽东来说,反对‘莫斯科派’的斗争已是过去的事了——这个阶段虽然不很顺利,但总是过去了。”
    在延安整风期间,王明遭遇汞中毒,1948年6月因护士拿错药再次中毒。两次中毒使王明健康受到极大损害,长期卧床。他至去世仍然坚信,是毛泽东指使人下毒害他。之前许多学者认为,中毒是王明捏造出来诬蔑毛泽东的。郭德宏综合1943年延安医生写的医疗总结,和最新的研究考证成果,证实王明确实中过两次毒,但都是医疗事故造成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师徐进说:“王明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了,毛泽东怎么可能用这种手段害他?”
    至死不认错
    1948年底,王明出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与谢觉哉等开始为新中国立法工作做筹备。从这时至1950年参与起草《婚姻法》,王明充当了“立法大臣”的角色。有人说婚姻法是他一人口述秘书记录的,还有人说婚姻法根本不是他起草的。韩钢说:“关于王明参与立法的材料,披露太少,史料少,也就无法对王明的作用作出评判。王明研究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出版、发掘和整理史料。”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胜利。王明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肯定毛泽东的报告,但这个发言与会者都不满意,因为他没有检讨自己的历史错误。王明又做了一次检讨发言,据杨尚昆回忆:“会议本来准备在12日结束,但因为王明第二次发言中,对同志们的批评反唇相讥,并且挑拨离间,态度非常对立,很多同志纷纷起来质问,会议延长到晚上9点仍难收场,只好延长一天。”
    二中全会最后决定让王明写书面检查,他不肯写。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再次提出要王明写检查,王明称病不写。1955年,毛泽东又一次提醒王明写检查。王明说自己得了严重胆结石,希望手术后再补课。这期间他的肝胆炎确实恶化,几次住院。
    王明深知书面检查一旦写了就是铁板罪证永不翻身。早年的同学同事常说,王明是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起家的。他斗争过瞿秋白、李立三,两次迫使瞿秋白写书面检查,现在他体验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尽管他的“错误”已经过去十余年,检讨之路远未终止。
    1956年初,王明似乎决定结束这一切。他去苏联治病,从此一去不返。晚年他写了大量攻击毛泽东的诗词、文章和回忆录,临终时写完《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在苏联出版。1981年作为内部读物引进大陆,改名《中共五十年》。这本书有大量不实之处,但郭德宏还是在《王明年谱》中屡屡引用,也许是为了给王明一个“自辩”的机会。
    郭德宏说,很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愿意出版一部这么厚的著作。他自称年谱不同于传记,没有什么可读性。其实稍微翻阅一下《王明年谱》,就能体会到这本书与一般的年谱有很大不同,用韩钢的话说,这是一本“带有学术回顾性质的年谱”。郭德宏不仅详细梳理了王明的生平活动、思想理论,也把20多年来国内外出版、发表的有关论著、回忆录都融合其中,引用书籍250多本、报刊70多种。众多学者及当事人的说法和评论,往往有很大不同,甚至完全对立,郭德宏一一呈现这些观点,但不作出评判分析,把空间留给读者,这赋予这本看似枯燥的年谱以极大的“可读性”,使一些有“定论”的问题又有了探讨空间。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道炫说:“王明身上有很多油彩,《王明年谱》可以帮助我们剥去油彩了解更真实的王明。”这也是郭德宏编著此书的初衷。然而,读者恐怕不会很容易有拨云见日的感觉。王稼祥、师哲、杨尚昆、沈泽民等中共元老对王明的回忆中,不时可见“阴险,傲慢,顽固,独断专横,野心,丑恶灵魂,居心不良”等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断语。黄道炫说,王明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中共党史叙述有这样一个倾向,当一个人倒霉之后,所有错误都会指向他,所有责任都归结于他。后来人在研究和阅读时会发现,一切材料、论述都指向既定的结论,越看越板上钉钉。”如果不去除成王败寇的思维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反而会加深误解。黄道炫承认:“这对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要求比较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开玩笑地说:“可惜的是王明没有留下日记,他的心路历程我们无从知晓。”
    1974年3月,王明病逝于莫斯科,他是客死异乡,也可以说是魂归精神故里。他在苏联学习和成长,确立一生信仰,他在这里得到的赏识和认同,比在自己的祖国还要多。
    王明埋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公墓中长眠着俄罗斯和苏联的著名人士,包括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乌兰诺娃、米高扬、赫鲁晓夫……王明和他的妻子、女儿,是这里仅有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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