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两位文学大家的恩怨纠葛

2014-10-01 00:00  来源:  作者:叶介甫  共有评论

    叶介甫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1927年底开始发表小说,1930年5月,她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11月初,奔赴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欢迎。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1955年和1957年,丁玲先后被错误地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更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曾被关进监狱。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党中央批准,20余年的错案才得到平反改正。今年10月是丁玲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作纪念。
    与沈从文是朋友还是冤家
    在中国湘西这块被称为“蛮荒”的热土上,孕育出了两位名扬中外的当代文学大师:一个是丁玲,一个是沈从文。自1920年代始,这两位热血青年,在共同的生活、学习和创作中结下了深情厚义,这种友谊又在腥风血雨中得到了净化和升华。
    可是,这两位文学大师的友谊终于在半个世纪后悲剧性的埋葬了。其公开表现是丁玲《也颇与革命》一文的发表。这篇刊登于《诗刊》1980年3月号的文章,将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称为一部编得拙劣的“小说”,并斥责沈从文“对革命的无知、无情”,乃至“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沈从文对这篇文章所作出的反应,则是在编定十二卷本《沈从文集》时,断然抽出了《记丁玲》以及《记丁玲续集》两书,并在他1980年7月2日致徐迟的一封长信中指出:“……《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料,也为我所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人提出不同意见……”
    至此,两位文学大师的矛盾就完全暴露在热爱他们作品的读者面前。不过,作为局外人的读者,仅仅感到他们友谊裂缝的不可弥合,但这种裂缝是怎么开始的呢?
    丁玲认识沈从文是她认识了胡也频后开始的。
    1925年春,沈从文的一篇小说《福生》发表在《京报·民众文艺》版面上,版面的编辑正是丁玲的男友胡也频。沈从文的文章发表后,胡也频特意拿着报纸找到沈从文的住处,向他报喜,并鼓励沈从文多为版面提供文稿。一周后,胡带着丁玲去见沈从文,两人见面后,由于是老乡的原因,两人一下子就很谈得来,像是久别的老友没有任何思想上的障碍,有的只是共同喜爱。
    后来他们一起办了一本文学月刊《红黑》。沈从文在回忆这段共同筹办刊物的工作和学习时,是这样评价丁玲的:“她一面因为身体与性格,皆宜于静,而情感则如火如荼,无可制止,混合两面的矛盾,表现于文字时,就常常见得亲切和温柔。同样一句话,别人写来平平常常,由她写来似乎就动人些,得体些。”随着丁玲的第一个中篇《楚坷》在《小说月报》上的发表,丁玲正式步入文坛,与沈从文的交往从乡友上升到文友了。
    不久,丁玲加入了左联,并且成为左联的骨干力量。
    《红黑》办到第八期,就难以维持了。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由于他们政治上的不一致,因而在编发《红黑》时,对稿件的看法和取舍分歧就更多了。在第八期组稿时,为小说《二月花》的取舍,就颇有争议。这是一位文学新人的处女作,反映童工的悲惨遭遇。丁玲坚持要发,而沈从文却怕“惹麻烦”,坚持不发这样的“是非”之作。胡也频自然站在丁玲一边,于是,三位编辑便出现了二比一的格局,只好散伙。
    她与沈从文毕竟是同乡,是文友,尽管在政治上有了明显的裂痕,但她也没有放弃劝说的机会:“从文,和咱们一起到鲁迅这边来吧。”
    “我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薄右翼。”沈从文婉言谢绝了:“我想有个不受任何政治干扰的轻松创作环境。”
    “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人各有志,丁玲只好作罢。
    在政治上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两年后,丁玲被捕,沈从文在《记丁玲》一书中作了如下袒露的记载:“左翼文学在中国当时既已成了赌注上的‘冷门’,无人关心过问……书店也毫无印这方面作品的意思,写成的文章不能卖出。”“左翼文学从商人看来,从多数人看来,仿佛已过了时,大凡聪明人,皆不会再去参加热闹了。”
    作为左联党团书记之一的丁玲,自然有她的立场。她在晚年读到《记丁玲》这本传记文学时,不由拍案而起:“可笑!只有你沈从文菲薄左联!”
    1931年,丁玲与沈从文的友谊又经受了一次血的洗礼。
    那年1月胡也频被捕。沈从文在丁玲艰难之时,为营救胡也频,不知磨了多少嘴皮,不知求了多少人,跑了多少路。他先后带着胡适、徐志摩的信前往南京,请蔡元培设法营救未能奏效;继而请邵力子给上海市长张群说情,又没有结果。几天后,悲债至极的沈从文又前往南京,找到了陈立夫,又碰了钉子。沈从文这种“饥不择食”的做法,使丁玲非常感动。不幸的是,胡也频还是被杀害。
    1950年代初期,丁玲在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如实记叙了沈从文作为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知友”,在胡也频被捕后,给予她的真诚帮助,笔端仍带有温情。
    1933年5月14日,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报刊报道了一则使人吃惊的消息:“丁玲失踪了!”
    原来,1933年5月14日那天,由于叛徒的出卖,丁玲在租界的昆山路7号楼2号房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绑架。1933年秋,转囚于莫干山,年底复转囚回南京。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丁玲的谣传越来越多,说被杀害者有之,说向国民党当局自首者亦有之,事实真相被掩盖了,使人感到扑朔迷离。国民党当局慑于国内国外舆论压力,拒不承认逮捕了丁玲。
    1936年元旦,沈从文在《文艺》期刊上读到丁玲的小说《松子》,惊喜得喊出了声:“丁玲没有死,丁玲还活着!”沈从文根据《文艺》提供的地址,冒着杀头的危险,风风火火地赶到南京探望丁玲。然而,当旧友重逢时,丁玲心里对沈从文却有了芥蒂。丁玲出狱后,特别是后来她去了延安,他们便失去了联系。
    解放后,丁玲有过一段短暂的顺境,而沈从文因受到左冀文坛的批判而陷入“灵魂的迷乱”,试图自杀。丁玲闻讯,立即与丈夫陈明一道去看望他,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要把空洞的自大和过分的自卑统统抛掉,抛得越快越多越好。临走前,丁玲以200万元相赠——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
    老友的关怀和开导使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沈从文深受感动。1950年9月8日,他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请丁玲转告有关方面,他愿意从事工艺美术研究工作。
    不久,沈从文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
    从1955年秋到1979年2月,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丁玲先后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叛徒,下放劳动,甚至锒铛入狱。这期间,这两位作家音讯全无。诚然,这种状况应归咎于历史,不能全苛求在畸形政治下难于掌握自己命运的作家。
    然而,半个世纪后,由一场文墨官司,彻底埋葬了这两位作家的友谊。
    1979年暮秋时节,博学而质朴的日本女汉学家中岛碧女士访问丁玲——她是 《丁玲论》的作者。她送给丁玲两本书。即《记丁玲》与《记丁玲续集》,香港某书店据1939年9月上海良友公司的初版本翻印。至此,丁玲才知道世间有两本关于她的书,她不能原谅沈从文的是,几十年来,没有向她提起过此事。
    中岛碧女士在赠送这两本书时,提出了许多疑问。比如她问丁玲,《记丁玲》中采用了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同住”,这种含糊的措词(后来被一些人引申为三人同住一房,同盖一被),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实是,1929年他们合办《红黑》文学月刊时,短期租赁了上海萨坡赛路204号一栋三层楼的房子,沈从文和妹妹、母亲住三楼,丁玲、胡也频和丁玲母亲住二楼,楼下是出版处。
    这就是三人“同住”的全部秘密。
    作为传主的丁玲对于这样一部号称研究她的“入门书”自然是要认真拜读的。她在《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两书上所写的眉批、旁注等多达128条。在诸多的意见中,关键是两条:一则,她不能容忍沈从文对左翼文学运动采取居高临下的蔑视与嘲弄;二则,她认为沈从文是用低级趣味来描绘丑化她的婚姻生活,是叫她不能容忍的。丁玲愤怒了。她说:“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我描绘成为一个向往‘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为一些人制造丁玲的“桃色新闻”提供了“依据”。
    丁玲与沈从文友谊的终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悲剧的一页。但不论他们的政治倾向和个人关系如何,都抹煞不了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
    与萧军从“同路”到“分道”
    丁玲与萧军都是1930年代的“左联”新人,但他们在左联却无缘相见。
    1938年2月,萧军与萧红来到临汾任教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也就是在这个月,丁玲率西北服务团抵临汾演出。在动荡时世中,他们在那里不期而遇了。
    1938年3月20日,萧军辗转来到延安。因战局变化、交通阻隔,萧军只得滞留延安。此时,为了汇报工作,丁玲也于该月下旬从西安回到延安。丁玲在延安约停留半月以后重返西安,经丁玲劝说,萧军随之同行去参加文化宣传的工作。而随着与萧红婚变的发生,萧军也迅即离开了西安。1938年10月,丁玲留延安进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6月,萧军经过兰州、成都、重庆等地的漂泊之后重返延安。从那时聚首到1945年下半年先后离开,他们一起在延安度过了5年多的峥嵘岁月。随着文化环境的改变,丁玲与萧军的关系,也发生了由“同路”到“分道”的变化。
    从1940年6月到1942年5月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丁玲和萧军交往频繁、过从甚密。萧军把丁玲视为朋友和知己,俩人无话不谈,在文学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合作,他们也因此均被视为“暴露黑暗”的“文抗”派。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时尖锐地批评了若干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他所举的“一些延安的例子”中,显然都包括了丁玲和萧军的文艺思想。但他们的合作不是“同志”的合作,而是“同路人”的合作。作为一个党外作家,萧军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个性主义者;而作为党员作家,丁玲身上则同时流淌着“个性思想”、“革命意识”的血液。在没有强大的外在政治压力干预的情况下,丁玲和萧军可以一度在“个性思想”的张扬上“同路”;而一旦这种干预发生,丁玲从维护其“根本利益”出发,必然会强化其“革命意识”,从而在思想上与具有个体独立的、反叛的、自由的天性的萧军“分道”。
    在一般读者印象中,萧军与丁玲在延安是处于观点对峙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及会后发生的冲突。在中央研究院组织召开的这个座谈会中,丁玲和萧军在思想上己经开始分道扬镳、各趋其途了。会后,二者思想上的异途通过王实味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出来。本来,王实味也是“文抗”的会员,在个性立场、启蒙思想乃至文学观上,他应该是丁玲和萧军的“同道”。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王实味几成众矢之的。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从转变后的立场出发,丁玲反戈一击,对原先同道者王实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批判。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与纪律”的座谈会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丁玲第一个发言,从政治的高度检讨了王实味的错误,高屋建瓴地指出: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的问题,提出“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并检讨了自己发表王实味作品的错误。15日至18日,丁玲与周扬、塞克一起作为主席团成员,主持了“文抗”作家俱乐部召开的座谈会,继续批判王实味的错误,并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开除了王实味“文抗”会员的会籍。
    在对待王实味的态度上,萧军和丁玲则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萧军最先为王实味“说话”,接着在批判大会上维护王实味说话的权利,继而为王实味转信,最后为王实味一事的牵涉而拍案而起。
    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意味,丁玲和萧军直接交锋的机缘竟然又是由王实味问题牵扯出来的。
    10月18日在延安召开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上,曾经“独战垓下”的萧军又开始“独战群儒”了——丁玲即是这“群儒”中的一个。那天,延安各界隆重集会纪念鲁迅先生,参加者有1000多人。
    会上,萧军根据会议主题作了题为《纪念鲁迅——检查自己》的发言后,即宣读了那份“备忘录”的摘要,就所谓“破坏批判王实味大会”,“向他们要人证、物证、事经过说明”,于是“引起了一场闹战”。会上“柯仲平、周扬、李伯钊、艾青、陈学昭、丁玲……以及其他一些无名小将,在千余人的鼓噪呐喊声中,向我杀来了”。他们“各用得意的兵器”轮番上阵,与萧军展开舌战。在这“以一对一千的差数”的“会战”中,萧军以自己特有的自信和无奈的幽默最后说:“百分之九十九的错处全在我,只有一分留给你们去考虑。”
    话音未落,迅即遭到了丁玲的反驳,要他“把百分之一是什么指出来”,并说共产党离开他固然是损失,但最大的损失还是他。
    萧军盛怒:“好!革命离开谁一个或几个人也不会不胜利的……但我不和共产党作友人也决不会灭亡,要我指出那百分之一的错处么?那就是‘你们的方法’,……”说罢,他抖袖子离开了会场,丁玲还要解释,但群众竟嘘了她。
    那天“闹战”结束后,丁玲与胡乔木、柯仲平、陈明同行。柯仲平说:“我觉得今天丁玲的发言是不是有点‘左’。”胡乔木随即打断他说:“丁玲的话一点也不‘左’,倒是你的话有点右。”
    从柯仲平的疑惑和胡乔木的肯定中,似乎可以解读出这一意味。后来,在延安“文抗”,在丁玲主持下,又集会讨论萧军思想,主题为批评个人英雄主义。
    在经历了“王实味事件”中的短兵相接后,延安时期的丁玲与萧军分道扬镳,迈上了渐行渐远、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展示出了全然不同的思想风貌。
    1943年3月,丁玲到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运动,因南京被捕那段经历作为疑问重被提出,心情特别灰暗,“焦躁”、“消极”地挨过了一段“噩梦似的时日”。这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创作,因而“1943年,是丁玲写作最少的一年,是整个延安时期唯一没有发表作品的一年”。
    1944年春天,在胡乔木的安排下,丁玲离开中央党校,到边区文协从事写作。她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表明的改造自己的决心和态度,很快化成了实际行动,开始“为实践毛泽东指出的新的文艺路线而斗争”。
    在结束本文之前,还应补叙萧军和丁玲晚年的一次重要聚会。
    1984年3月6日,北京举行了“萧军从事文学创作50年庆祝会”。这天上午,丁玲在“文学讲习所”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下午又不顾疲劳赶来参加这次盛会,并即兴发言。
    丁玲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是个不朽的作品,打不倒的!”“我希望,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要像《八月的乡村》那样,及时地反映时代,及时地把我们人民要讲的话讲出来……”
    会上还有一个插曲:丁玲谈及萧军、聂绀弩、胡风不久前照的一张相片,萧军插话:“你的消息很灵通!”
    当丁玲说到合影的三个人是老朋友时,萧军又插话:“哎,就是没你。”
    丁玲笑了:“是啊,是没我啊,哈哈……你们三个老人照了一张相,将来洗印出来送我一张啊!”
    萧军立即答应了丁玲的要求。可见,经过了40多年的风雨,经历了非常人所能经受的磨难,丁玲也回到了萧军“老朋友”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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