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亲密的战友”张钦礼案始末

2014-08-21 00:00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陈健为  共有评论

    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1960年代,新华社一篇关于他的通讯,使他轰动全国。而和他一起在兰考创建了一片新天地的县长张钦礼却鲜为人知。他俩是“亲密的战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张钦礼铁窗生涯13年,出狱后于2004年5月7日去世。兰考十万群众自发地为他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兰考县城万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两旁、农家田埂地头,群众为他摆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杂面窝窝头,赞扬他为官一生,两袖清风;怀念他在贫困饥饿的1960年代,和焦裕禄结伴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生出希望,使他们免受饥寒,甚至于饿死。
    张钦礼三次遭难时,周恩来总理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
    (一)
    张钦礼是兰考人,他的父亲张元谋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师华清一起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1943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入党,1954年任兰考县县长,对兰考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
    兰考坐落在黄河边上,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形成了风沙、盐碱、内涝的自然灾害(以下称三害)。1958年以前的兰考,经过治理,三害有很大的变化,虽说还是豫东老灾区的穷县之一,但群众的日子还过得去。大跃进反而使兰考更穷了。但当时的兰考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
    张钦礼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说真话。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57年反右时,兰考900多名脱产干部,却划了366名右派。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1957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200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都被划成右派。张钦礼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为此,他受到了“撤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孙跃堂呢?虽有“错误”,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县工作,不久又晋升为县委副书记。
    张钦礼的灾难由此开始。他作为党内“异端”的形象,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直到生命的终结。1958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要求各县报产量、报征购数,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会上发言了,他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主要领导。张钦礼被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8个月,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张钦礼劳改的地方叫老君营,县里只给他16元的工资,每月还要交8元给生产队。开始在大食堂吃饭,1960年春群众普遍浮肿,村口路边经常有饿死的人。大食堂解散,张钦礼到群众家里吃派饭,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从外地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当时外出逃荒被称为“盲流”是要受惩罚的,但这些去外地讨饭的群众不避讳他,告诉他不光兰考有饿死的人,外地也有。有一段时间,张钦礼也饿得不省人事,妻子来看他,千方百计把他救过来。
    张钦礼开始给周总理写信。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他说“河南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1960年10月28日。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叫他信不要寄出,免得被当地截扣后败露坏事,干脆去北京找周总理。他们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偷偷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张钦礼能见到周总理十分不易,门槛多,好同志也多。总之,中南海接待处的一位马局长,先把他的信交给了周总理,安排好他的食宿叫他等待。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时,马局长带他去见周总理。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浮肿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开始有些犹豫,稍后慢慢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菜团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这是用树叶掺一点杂粮做成的。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总理眼里有泪光,张钦礼在一旁也哭了。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关于他的平反,一波三折,拖了半年多。这中间,地、县委给他平反留个尾巴,他不签字,又回到他劳改的老君营,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派人来找到他。
    张钦礼见到刘建勋,刘对他说,国务院来了电话,问你的情况,让我听听你的意见。张钦礼谈了群众的饥饿和他的平反阻力。刘建勋请他吃了饭,代表省委正式给他平反。他回到兰考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职务,领取了三年补发的1246元工资,把它全部捐给了“县救灾办公室”。这笔钱对张钦礼一家可不是小数目,他的妻子月工资40多元,要养活五个孩子和她自己。张钦礼对妻子说,群众比我们更穷,有的正在挨饿。
    刘建勋了解了像张钦礼这样的干部,平反的阻力这么大,随即以省委的名义下达文件:凡在反对浮夸风中受处罚的同志,他们的问题一风吹。
    (二)
    焦裕禄1962年冬由洛阳矿山机械厂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当时兰考的情况怎么样呢?全年粮食的总产量只有6000万斤,是大跃进前的三分之一;以粮为纲,占全年总收入三分之一的芝麻、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有的连种子都没有了;大批群众外出逃荒要饭,大批牲畜死亡;矗立在大风口上的五十华里长、十道防护林带近两百万棵树,大办钢铁时,全部砍光,风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一个总人口36万的县,三年来人口减少了12万,不能说这些都是饿死的,一是饿死的,二是农村妇女不生育,还有其他原因。
    县委大院有一个办公室,叫“劝阻办公室”,从全城各个出口处劝说堵截外出讨饭的饥民。焦裕禄撤下“劝阻办公室”的牌子,换上“除三害办公室”的牌子,调公社干部卓兴隆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让领导救灾的干部成为除三害的干部,坐等救济的群众,成为生产自救的群众。坐等救济是伸手要恩赐,生产自救是创造自己的生活。焦裕禄还到火车站,对外流讨饭的群众不劝阻不堵截,而是把他们送上火车,并嘱托他们,讨饭的地点不要太分散,便于大家互相照应。他树立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生产自救的典型,称它们为“四杆旗”。它们是秦寨、赵垛楼、双杨树、韩村。
    焦裕禄听说有两个分别来自广东的技术员魏建章和来自湖南的朱里楚,他们正在兰考搞“农桐间作”的实验。由于这项科研成果可以防风固沙,适宜在沙区试验推广,所以选在兰考。他们住在一片沙地的两间草房里,吃的是粗粮野菜,加上风沙干旱,使这两个南方的年轻人多次生出撤走的念头。焦裕禄立马意识到这项研究的价值,通知粮店全部供应他们大米。当时不仅是饥饿的年代,也是知识和知识分子被贬值的年代。一般高级干部,也是没有资格享受全部细粮的。后来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对以后张钦礼领导兰考生产大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也在豫东、全国几千万亩沙地大面积推广。这是后话,那时焦裕禄已经去世多年了。
    焦裕禄组织的120人的调查研究组,分三路调查摸清了风沙、盐碱、内涝的底细,制定了一整套除三害的规划。他是作长期打算,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
    焦裕禄在兰考,如果没有像张钦礼、卓兴隆、潘子春、蔺永沛、樊哲民(他们以后都遭受迫害)等领导干部的鼎力相助,不要说工作成绩,恐怕也难以立足。
    焦裕禄过世几个月,四清运动开始了,开封地委派出2400多名团员的“四清工作团”进驻兰考。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对准的就是当年焦裕禄抓生产的那个班底,张钦礼首当其冲,他被停职清算了半年多。
    这期间,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原来兰考采访焦裕禄,向总社副社长穆青汇报了焦的事迹后,穆青、冯健来到兰考。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四清工作团一位负责人气急败坏地大叫:“早知道先来兰考采访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时就该把他轰走。”焦裕禄病逝在郑州,埋在郑州郊区,遵照他的遗愿:“我活着没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埋在沙丘上。”兰考举行了迎接他骨灰的迁坟仪式,几万干部群众自发地到车站迎接,四清工作团领导人警告所有四清工作队员,谁都不准去,他自己也没去。在纪念焦裕禄的追悼会上,卓兴隆自编自写了一副挽联挂在灵堂两侧: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画宏图。地委一位负责人喝令“拿下”,张钦礼喝令“挂上”。
    焦裕禄在兰考和张钦礼一起制定了一幅除三害的蓝图,在开始实施的时候,就看到一支想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队伍,打头的就是张钦礼。新华社的大通讯里,称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就触犯了长期整他的许多人。这场斗争对张钦礼来说是延续,就像一部书,分上下两卷,都由一根线串起。对张钦礼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罪名”,都挂在这一根线上,都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罗织的。
    (三)
    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兰考的四清工作团,立即改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副团长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抛出了张钦礼,让人贴出张钦礼的第一张大字报:“张钦礼是1957年的漏网右派”。9月间,大城市“破四旧”的红卫兵来兰考串联,县委借用他们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传单:新华社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株修正主义大毒草,理由是没有写阶级斗争,材料由张钦礼提供,他借此出名,是“政治扒手”。把他两手染黑,戴了高帽,打了花脸,游街示众。张钦礼东藏西躲,甚至于躲到了山东省。
    1967年1月29日,开封军分区介入兰考的“文化大革命”,当天下午1时到达,立即开始大逮捕。县委书记穿上军装和部队配合,把当年焦裕禄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干部、在全县树立的一批先进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甚至焦裕禄结交的农民朋友,都一网打尽。兰考一片腥风血雨,城乡路上到处是五花大绑的干部、群众。到2月22日,共逮捕了1206人,兰考和邻近东明、杞县等三个县的监狱,塞满了兰考的“犯人”。
    张钦礼被游斗100多场,几次打昏,打伤了肋骨。他在监狱半年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直到1967年7月20日,周总理指示河南三派群众组织来京开会协商,了解了张钦礼的处境,当即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限日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张钦礼半夜被人从监狱里架出上了吉普车,他以为是对立面要枪毙他,车到县界,他要求停车,他说,我死也要死在生我养我的兰考。几个解放军说,明天不把你送到指定的地点,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
    周总理看到张钦礼,一时说不出话。七年前,他第一次见到的张钦礼,是从劳改地偷偷来京“为民请命”,衣衫褴褛,面黄浮肿,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他立即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带他去吃饭;这次见到的张钦礼,是从监狱里放出,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把他送进医院。
    张钦礼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来见周总理。总理指示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二三月间被逮捕的1200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4000多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被破坏的焦裕禄纪念馆,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条例,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
    仅仅两年的时间,兰考已经封住一部分沙丘,引黄淤灌出五万亩盐碱地,兴建了机械、农修、化肥等一批小型工厂,有力地支援了农业。不知为什么,省委突然派了一批解放军来到兰考,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批斗他一个多月,说他在兰考以生产压革命,那项劳动奖励条例,是典型的物质刺激,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完斗完,把他发配到信阳大别山里。后来张钦礼才知道,他在兰考的所有活动,都被对立面报告给了省委的二把手王某。王某是空军某部的一名军长,支左到地方成为省委二把手。张钦礼当时并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的背景。
    张钦礼在信阳挂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540多天,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
    周总理于同年10月7日再次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
    信阳军分区派出十几名解放军在大别山里搜寻到了张钦礼。当张钦礼和杨贵走进总理指定的地点时,许多党政军的领导都在这里,刘建勋也在。这是批斗王某的一个会议。会上,张钦礼才知道王某此时已被定为林彪的死党,是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周总理质问王:“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俩?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连几个为什么。
    张钦礼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一个贫困县的县长,竟和林彪的死党挂上钩?他茫然不知所以,脱口请求总理帮他离开河南,总理答应了他,当然没有兑现。当时,总理想把杨贵、张钦礼留在中央工作,刘建勋说,两个典型总得给河南留一个吧。如果张钦礼当时留在中央,就是另一种命运了,因为杨贵在北京安然无恙。当然,刘建勋也是出于好意。
    张钦礼回到兰考,在省革委会、省农协都挂有官职,还有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等职。张钦礼对所有新封的官衔都很淡然,他只坐镇兰考。张钦礼说,苍天有眼,让他这一次能安安静静集中六年时间领导群众和三害斗争。
    刘建勋有一段话评价他们:“你们这帮人啊,疯啦!不要命啦!从工地被捕进了监狱,从监狱出来又去了工地;除夕干到半夜,初一天不亮又去了工地。”刘建勋说的这帮人就是当年饿着肚子跟着焦裕禄苦战三害的干部、群众,之后又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之门而不改初衷,继续拼命除三害的这一帮人。
    张钦礼这一帮人六年中干出的成果是:引黄淤灌出26万亩沙荒盐碱地为良田;种植了56万亩农桐间作地(区);建立了60个县、社工厂,填补了兰考历史上没有工业的空白。仅县办的16个工厂,年产值4000多万元,税利760多万元,粮食产量由1962年的6000万斤增加到三亿两千多万斤,人均800斤,家家有余粮,是解放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兰考也由老缺粮县,到1976年,已上缴给国家3000万斤粮,100万斤皮棉,80万斤油料。
    (四)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运动,又给某些人迫害张钦礼提供了机会。在“四清”和“文革”初迫害张钦礼的那位领导人也成了 “文革”的受害者,后被提升为商丘地区政法书记,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地区管理,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这位领导人一手运作了。
    几天以后,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拥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地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一个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农民代表,让他们回家给张钦礼准备点吃的,去郑州监狱探探虚实。三人来到郑州监狱门口,要求和张钦礼见面,刑警不允许,后要求把吃的转给张钦礼,开始不同意,他们苦苦哀求说:“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垫垫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最后允许了。三人在狱墙外面转悠,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张钦礼的罪名是:“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指“文革”中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反党乱军,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原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人);“擅自扒堤决口,破坏工农业生产……”(实际是引黄淤灌工程)。
    张钦礼对所有指控都不承认。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关押了一年多,直到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因张钦礼一案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杆旗的支部书记,两名死在狱中,一名是秦寨的赵新贞,一名是赵垛楼的李运兴。赵新贞原是国家干部,回村领导群众生产自救时,连微薄的工资都搭上了。他当时想到群众身体普遍虚弱,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焦裕禄把这个口号推广到全县,结果,外出要饭的群众听说新来的焦书记能体恤灾民的疾苦,都陆续回来参加生产。赵新贞是焦裕禄最看重的基层干部。他被判刑十年;双杨树的王发祥找不出“罪证”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监督隔离,第十年在隔离中死去;韩村的杨素兰是位女知青,她回村带领群众割草几十万斤卖给国家,买点小型农具生产自救。“文革”中,张钦礼遭难,她抱着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狱,清查运动时,她闻讯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捡了一条命。
    卓兴隆当年在兰考时,被焦裕禄赏识,从公社调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他和张钦礼成了焦裕禄的左膀右臂。姚依林来兰考视察时,也发现卓是个人才,建议刘建勋提拔重用他,刘即调任他为柘城县委第一书记。他任书记时,颇有焦裕禄的风范。清查工作时,卓兴隆被开除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患肝癌英年早逝。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播出后,兰考云集了来自全国的300多名作家记者。新华社著名的记者华山已从新华社调到全国作协搞创作,也来到兰考。他见到周原第一句话就问:“你能用一句话概括焦裕禄吗?”周即回答:“焦裕禄像一道闪电,照亮一下夜空,陡然消失了……”周原还没有说完,华山接过话茬,而且一激动就结舌:“……留……留……留下一片火焰。”兰考的这片火焰被人为地合谋扑灭了。
    (五)
    后来,张钦礼从郑州监狱转到新安监狱服刑,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带点能解救张钦礼“饿痨病”的食品,去新安探望他。从兰考到新安监狱有700多里,要乘坐火车、转长途汽车,再步行几里才能到达。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二斤水果糖,去探望他。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食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问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下。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周原曾多次做过努力,保张钦礼监外就医。后来一封给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析综的信,起了作用,杨在信上批示:“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保证。”也只是提早半年多释放了他。时间是1990年5月20日。
    张钦礼释放后,我和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去郑州看望他。我们和他谈了两天两个半夜,从采访焦裕禄到监狱生活,了解了很多有意义的细节。谈到焦裕禄,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说,焦书记留下的不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他说,他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是,由于总理的支持,使他有六年的集中时间,带领当年和焦裕禄一起组织的除三害队伍,创造了从解放到他被捕时的兰考黄金时代。他说,他不敢预测,如果焦裕禄不过世,他俩继续合作,焦该是何种命运?
    张钦礼的葬礼和他墓地的碑林,已经见证了他和群众之间绵绵无尽的感人事迹。但有两件事例,仍令我感动。
    张钦礼在最风光的时候,省里、地区给兰考两辆吉普车,张钦礼转手卖了,为什么?当时兰考有2564个生产小队,还有42个小队的群众口粮不足。张钦礼利用卖车的资金,为这些小队打机井,配了八匹马力的柴油机,旱时浇地,不浇地搞副业,解决了群众的温饱。他对刘建勋说:“一个县委书记,坐着小汽车开到吃不饱肚子的群众面前,我脸发烧,群众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捣共产党的脊梁筋。”刘建勋把这事告诉了一同来的姚依林。姚大声说:“我回去给总理汇报,让他对兰考的事放心。”
    张钦礼有个女儿,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解放军女战士。一切都按照正常手续办完,快要走时,张钦礼把她的名字划掉,换了一个贫农的儿子。他对女儿说:“这个贫农的儿子如果在部队里能提干,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改变命运。你爹是县长、是书记,你一走向社会,就有一个比他高的平台,你应该让出这个名额。”
    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六年前看到了我为张钦礼写的申诉,说:“这是个大题目”;我老伴周原已过世两年,我在他留下的日记中看到“张钦礼代表一个时代”。
    现在,兰考有两处墓地,都很出名。一处是焦裕禄的,一处是张钦礼的。历任的中央领导、河南省委领导,还有其他领导,也有群众,都来过焦裕禄的墓地;千千万万普通群众由于仰慕张钦礼的品格,感叹他的人生,也来过他的墓地。
    共产党要求的干部,应该是领导欣赏,群众赞誉,现实生活中这两者很难统一。焦裕禄、张钦礼两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却统一起来了,成为亲密战友。他俩都为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一个在工地累死,一个在工地被捕。
    张钦礼和焦裕禄在兰考恰似 “一对孪生”,讲一个不能逾越另一个,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摘自《炎黄春秋》作者陈健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数据统计中,请稍等!
网友评论
最新评论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更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