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夺权乱局中

2014-08-01 00:00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钱江  共有评论

    1966年5月31日晚上,陈伯达带领已获领袖批准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并于6月1日推出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走出了他搅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的第一步。对这篇社论的出笼,陈伯达非常满意,为此这天的报纸多印13.7万份,使6月1日的报纸发行量达到了194万份。
    随即,在6月2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陈伯达在头条推出了自己策划选题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下方刊登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于5月25日贴出的所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右下方则是由赶到人民日报社“帮忙”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起草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天的《人民日报》加印了27.5万份。
    在陈伯达亲自组织和督促下,6月第一周的《人民日报》几乎每天刊登一篇社论,为鼓吹“文革”开足了马力。6月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社论是 《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6月4日,更是在头版一口气发表两篇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和《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这天的报纸,加印量达到了惊人的86.7万份。6月5日的社评,则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一连串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算是打得够响了。陈伯达马上着手调整人民日报社领导层,进一步紧紧控制了中央机关报。
    从上海催来鲁瑛和邵以华
    陈伯达一再说,他是带着8个人的工作组前来“政变”的。其实,他在5月31日晚上带到人民日报社来的只有6个正式随员:穆欣(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新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钱抵千(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朱悦鹏(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尚力科(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军事工作宣传处副处长)、杨丁(红旗杂志社)等。另从上海抽调2人,名单尚未确定。
    陈伯达推出两篇社论后,就急着要上海市委赶紧派两个人来加入中央工作组。
    当时的首选是 《解放日报》总编辑马达。然而,马达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特别倚重的笔杆子,“文革”到来之际有许多文件需要他参加起草,陈丕显不愿意马达离开。马达也不愿意去人民日报社这块是非之地。北京方面的催促刻不容缓,最后马达决定派出《解放日报》编委、党委办公室主任鲁瑛和负责报社行政事务的邵以华二人前往北京。
    鲁、邵二人是6月3日或4日乘坐飞机到达北京的。在他们到北京之前,陈伯达吩咐跟随他前来的《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帮自己管了几天的版面。此后,陈伯达主要依靠随他来到人民日报社的《解放军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和副总编辑胡痴,具体处理版面事宜。“文革”日益迫近之时,陈伯达和林彪的关系渐趋密切,对军报人士显得特别“垂青”,唐平铸很快就有了要在人民日报社长期工作下去的想法。
    鲁瑛和邵以华赶到北京,他们的档案首先送到唐平铸手里。唐平铸一看就有些挠头。原先陈伯达和唐平铸以为,上海会派来高级别的领导干部,而鲁瑛的档案中写得清清楚楚,他只是一个十五级干部,抗战时在家乡山东投身革命。邵以华的资历就更浅一些了。这二人的资历都比不上工作组中从解放军报社调来的两位 “三八式”记者。但是,鲁瑛和邵以华的到来使得陈伯达中央工作组中的军人和中央部委干部的比例平衡起来了,这是陈伯达、唐平铸都愿意看到的。唐平铸从档案中发现,鲁瑛分管过解放日报社的记者工作,因此依样画葫芦,要鲁瑛负责人民日报社记者的采访调配事务。邵以华则参与人民日报社的行政管理工作。鲁瑛有了明确的中央工作组成员身份,他一到人民日报社,实际上就有了原先人民日报社编委成员的权限。
    在刘少奇面前碰钉子
    1966年6月3日下午,人民日报社举行编委扩大会议,总编辑吴冷西没有参加。副总编辑胡绩伟宣布编委成员的新分工:胡绩伟负责夜班、审定版面,王揖负责理论学术,陈浚管评论,安岗负责记者采访(后因鲁瑛的到来,此项事务实际上由鲁瑛负责),李庄分管经济报道,潘非主管国际新闻,萧航协助王揖管理理论学术方面的工作。
    胡绩伟说:这几天,编委会工作重点在于怎样改变报纸面貌,不能依赖工作组。他通报说:昨天开了党委会,随后请示工作组。工作组的意见是,一是赶快成立领导小组,成员不一定是总编辑、副总编辑,要赶紧提出名单,由工作组批准。二是下一步的运动怎么进行,工作组会进行研究,但是报社领导也要提出意见,由工作组批准。也就是说,只要新的“领导小组”出现,这届人民日报社编委会的使命就要结束了。
    胡绩伟的话音刚落,与会成员纷纷发言,议题很快集中到怎样看待人民日报社近期的工作,以及怎样看待吴冷西的“错误”。有成员指出,现在胡绩伟、陈浚还想保护吴冷西,这是非常危险的。
    会议持续时间很长,胡绩伟最后发言说:“同志们说我要‘保吴冷西’,我的真实意思其实是要帮助他改正错误,戴罪立功,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我主张斗争他,革他的命,绝对不是想保护他的错误,让他蒙混过关。”
    胡绩伟越是为自己辩白,越表明事到如今,他还是主张保护吴冷西。他说:“我(从‘四清’工作队)回来,处于困难状态,许多情况不了解。中央还打算让吴冷西当总编辑。我既然认为他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因此我强调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号召同志们揭发、批评他……在这种认识支配下,我作为副总编辑,怎么会号召打倒总编辑呢?”
    这番话一出,注定了胡绩伟的噩运马上就要开始了。当时他没有想那么多,还在会议结束时说,现在大家对编委会、对党委会很不信任,“应该尽快成立领导小组,产生新领导。实际上我领导不了了”。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夺权头一周,陈伯达的工作组人数不多,即便加上王力、关锋,还有赶来“帮忙”的唐平铸、胡痴等人,也远远不能承担人民日报社的大量工作。工作组成员的主要精力放在头天晚上上版、次日见报的头版头条社论和头版重要新闻上,大量日常工作还要靠原编委成员负责运行。
    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的职务。刘少奇当即表示不同意,一句话将陈伯达顶了回去。
    同日,《人民日报》编委会、党委举行联席会议,商议成立“报社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会议提交各支部讨论的“参考名单”中,仍有胡绩伟的名字。
    对刘少奇不同意撤换吴冷西,陈伯达很不满意。6月5日下午,他对《人民日报》编委们说:“你们领导上的问题是不轻的,是相当严重的。我上次说(《人民日报》)脱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轨道,不是很清楚吗?我不过是说得含蓄一点罢了,你们不要那么含蓄,想讲什么都可以讲,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代表中央宣布,顾虑都可以解除。我赞成大鸣大放,我们不划框框。”
    陈伯达还说:“工作组只来了几个人,不可能参加你们的讨论。我们请了一二十个人来当记者,参加你们的讨论,只带耳朵,只有听的权力。我们很想和你们合作,把人民日报社内部整顿好,我们并没有以势压人。”
    把手伸向新华社
    1966年6月的头一周,陈伯达几乎每天都来人民日报社。他对刚刚从吴冷西手里夺过来的职权小心维护。
    这时出现了新情况。6月1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奉命前来北京就任中宣部部长。按照分工,陶铸分管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但陈伯达头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头衔,而且是指定的派驻人民日报社的中央工作组首脑。他拼命控制人民日报社,与陶铸分庭抗礼。
    6月2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他已经夺权的时候,特意召来新华社十七级以上干部与会,让他们知道在人民日报社内发生的事情。他在讲话中有一句话提到新华社,说新华社的领导对群众的批评没有引起注意。
    情况确实微妙。吴冷西是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共同的领导,他的正式职务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现在,吴的总编辑之权被陈伯达夺走了,那么新华社社长之职呢?没有人提及。陈伯达却是明明白白地想到了,他要把手也伸到新华社去,要新华社同样接受他这个中央工作组的领导。
    根据陈伯达的授意,新华社总社在6月3日下午召开大会,宣布中央工作组已在人民日报社夺权。既然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社的职务不再提及,那么他在新华社的领导职务自然岌岌可危了。因此,宣布成立一个“五人小组”负责领导运动。这个小组里没有了吴冷西的位置。
    陈伯达对此还不满意,又作了一番安排。6月7日,中央党校组成一个小组,以“学习”为名,进驻新华社,先是大看一番新贴出的大字报。6月8日下午,感到时机成熟,陈伯达来到新华社,直接到小灶食堂看那里的“小字报”,而且拒绝新华社领导的求见。他说:“我不见他们这些大人物。”说罢,转身到大礼堂看大字报。看大字报的时候,陈伯达对围拢到自己身边的人发表讲话说:“小字报和大字报是路线斗争,你们可以继续贴大字报,高兴点谁的名就点谁的名。”“揭发问题没有框框,没有限制,没有保密问题。”他还提出,新华社编委会、党委不能领导运动,要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运动的领导者。
    这天,实际上也是陈伯达到新华社夺权的日子。从这天起的一段时间内,新华社领导层凡有什么举措,都要向陈伯达的中央工作组请示。陈伯达从新华社回来以后又照猫画虎,像调来唐平铸那样组织新的工作组。6月11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新华社发出公函:“根据陈伯达同志指示”,向新华社派出6人工作组,与中央党校先前已到人员会合。6月13日,这个隶属于陈伯达的工作组正式进入新华社。从这天起,陈伯达将新华社也控制起来了。
    人民日报社“文革小组”终于成立
    1966年6月6日,陈伯达指示说,人民日报社应当成立一个领导运动的小组,名字可以叫作“文化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由工作组领导,负责报社的日常事务,明天下午就可以选举,暂定一个支部出一个人,不受原职务高低的限制。
    6月7日,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社亲自落实“文革小组”的组成,为此召开全社工作人员大会。陈伯达在会议上宣布,要成立报社的“文革小组”,中央批准这样做,工厂也要派人参加,不要忘记了工人。而记者团呢,可以选3个人参加。陈伯达说:“现在我们工作组只有几个人,需要一个纽带,把工作组和大家联结起来,即组织一个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由工作组记者团的人当也可行。”他还说:“文化革命小组是运动的核心,但不是代替原编委会的领导核心。”待真正的领导核心组织出来了,工作组会撤走。
    这时有人说,罢免了吴冷西,这个小组的成立才顺理成章。陈伯达的口气一下子就软了,说:“罢官的问题慢慢来做,何必着急?你们动起来,行动起来,一个官、两个官,没有什么。我最喜欢罢官,把吴冷西撤掉,文化革命小组也没事干了。”这时又有人对陈伯达说,现在人民日报社的要害在编委会。编委会成员、部主任以上人员,一律不能参加“文革小组”。陈伯达没有同意,说:“对具体的人作具体分析,要一分为二。不要把任何组织看成铁板一块。”
    说到这里,陈伯达拿起粉笔,在身边的画版黑板上写了“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几个大字。待安排“文革小组”事了,陈伯达又吩咐,这个小组要负责编辑一份《文化革命动态》,每天一张,送中央领导人每人一份。
    经陈伯达批准的人民日报社 “文革小组”于6月9日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确定凌建华为组长,李希凡、姚炜、李思恭、王保生为副组长。这几个人,前两位是报社部主任和编辑组长层面的人物,后几位则是报社的政治或行政管理人员。如果这个小组是“编委会的核心”,那么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层级的领导怎么办?“文革小组”的做法是,要他们“协助工作”。这样做肯定是得到陈伯达批准的。
    夺权矛头初折新华社
    人民日报社有了“文革小组”,新华社也就在劫难逃了。陈伯达要求成立“文革小组”的事也在新华社传达了。1966年6月11日,新华社“文革小组”名单产生。12日,经陈伯达批准,工作组批复新华社意见,同意由19人组成的新华社“文革小组”。这个小组接受前两天由陈伯达派驻人员组成的中央工作组领导。
    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都成立了“文革小组”,刘少奇就保护不了吴冷西了。
    6月14日,已经内定担任《人民日报》代总编辑的唐平铸来到新华社宣布:“我们今天来是放火的,因为新华社已远远落到形势的后面。”他接着宣布吴冷西停职反省,为此,要“大揭新华社的盖子,集中全力向压制群众运动的编委、党委开火”。从这天起,新华社每天贴出的大字报由百余张激增至四五百张。
    在人民日报社,吴冷西被停职反省的决定是6月16日由工作组宣布的,口气略显婉转,说:“可以让吴冷西停职反省,第二步再作撤职和安排做其他工作的处理。”
    至此,陈伯达全面掌控了两大新闻机构——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似乎权倾天下,一言九鼎,但两大机构一片混乱。6月17日,新华社“文革小组”确定了新的领导人,宣布总社19个部处通过选举产生“文革分组”,同时停止党委、团委、党团总支和直属支部的活动。
    6月20日,陈伯达又来到人民日报社召开大会亲自宣布,唐平铸任《人民日报》代理总编辑。这天的会议点名批判了吴冷西。陈伯达说:“开大会批判吴冷西,很好。中央赞成开这样的会,大字报还要贴。吴、胡、陈、王四大家族要继续批判,要把吴冷西一伙的问题彻底搞清楚。”
    此时,陈伯达利令智昏,对各种各样的大字报迷恋至极,走到哪里都要看大字报。“文革”结束后,陈伯达走上最高法院审判庭时承认,在“文革”那些日子里,“我发疯了”。
    眼看陈伯达在新华社就要大肆兴风作浪,然而在新任中宣部部长陶铸的抵制下,折下一阵,在权力的峰峦上摔了一跤。中央领导人限制了陈伯达权力的扩张。
    1966年6月25日,在人民日报社的中央工作组宣布,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即日起,新华社的“文革”运动归陶铸、张平化领导的新的中宣部领导。7月6日,陶铸来到新华社讲话,指出:一、编委会要搞三结合,即上级委任、原编委中留用和提拔新干部;二、运动要严格地置于党委领导之下;三、新华社的大民主要收缩一些,不能影响业务。7月28日,新任新华社社长熊复主持大会宣布,由他本人担任新华社“文革小组”组长,负责日常工作。8月6日,熊复又宣布:中央工作组撤出新华社,中宣部派人到新华社担任联络员。
    陈伯达伸向新华社的手被顶了回来,影响大大缩小。
    (摘自《党史博览》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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