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激流中的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

2014-07-01 00:00  来源:田广渠  作者:  共有评论

    田广渠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躲过多方裹胁,留在了青岛。然而,两次在山东大学担任校长(1932年至1936年,1946年至1949年)的赵太侔,是背着沉重的政治历史包袱跨进新时代的。
    (一)
    赵太侔(1889-1968),原名赵畸,祖籍山东青州,生于聊城。1908年19岁时参加同盟会,1913年加入国民党。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先后两次任山东大学校长,多有建树。但他受西方文化的浸染,长期在国民党体制内从政从教,作为国民政府委任的大学校长,面对1930年代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与1940年代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他以“行动逾轨,破坏校纪”为由,两次处分进步学生,在历史激流中形成历史悲剧。
    1936年初,国民党政府为了软化瓦解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教育部指令全国大中学校派学生代表,于1月 15日到南京“听训”。山东大学接到教育部通知后,决定派学生前往南京。以进步学生为骨干的学生抗日救国会向学校提出要求,不要派人参加,此议遭到校方拒绝。派出的三名“听训”学生回校后,与救国会发生矛盾,救国会随即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会籍,还在校内外散发传单,强烈要求惩办这三名学生,进而形成学生与校方的尖锐冲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难以维持,南京教育部对此十分不满。校长赵太侔于1936年2月29日主持召开了第54次校务会议,经讨论决议:“学生李声簧、王广义、陈延熙、韩福珍、熊德邵、周文煜等六人行动逾轨破坏校纪,令其退学并限即时离校。”
    处理六名学生的布告贴出后,学生抗日救国会立即召开全校同学大会,对校方的决议提出强烈抗议,派出代表与校方交涉,要求收回成命。校务会议乃将“决议”提交教授讲师会讨论,“经竟日之讨论,用签名表决的办法”,最后结论是“无须收回成命,并严格维持校纪”。此结论反映出大部分教师对于维持校纪的期待,但学生要求遭拒后,冲突升级,校长办公室被封锁,布告被撕下,打上课钟的工友被看管,电话总机被切断,学生组成纠察队,拉开架势,喊出了“驱逐赵畸”的口号,3月2日宣布全面罢课。
    针对日益尖锐的山大校园冲突,南京政府和青岛市军警不断加大对山大校方施压,教育部于3月4日电令“以严厉手段处置山大学潮”,南京政府密令青岛市长兼海军陆战队司令沈鸿烈,武装镇压山大学生,校园里 “山雨欲来风满楼”。3月8日黎明前,全副武装的军警500多人包围了学校,破门砸窗入室,搜查学生代表及强令退学的学生,当场拘捕学生32人,其中女生8名。
    得知学生被捕的消息后,赵太侔非常着急,于同日(8日)迅即致函青岛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28名学生被保释,王广义、熊德邵、陈延熙、韩福珍仍被押。
    当日(3月8日),校长赵太侔主持召开了第55次校务会议,讨论议决三项:1、以“鼓动风潮,破坏校纪”为由,令程恒诗、廷荣懋等13名学生退学;2、解散本校学生救国会、护校团、二七级级会、二八级级会等团体;3、决定了3月9日(星期一)复课。
    显然,校委会的三项议决案,都意在以强力促使学生复课,然而事与愿违,学生的反抗并没有减弱之势,尽管教育部特派督学孙国封专程到青岛,对学生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要他们复课,但学生的答复是:学校必须收回成命,否则就罢课到底。
    罢课坚持十余天,又加一些进步教授的要求,赵太侔审时度势于3月13日主持召开了第57次校务会议,决定将原勒令退学的学生从宽处理,暂准留校察看。
    此次校务会议决议的公布,表示校方已收回了勒令退学的成命,布告贴出的3月14日,被军警关押的学生也保释回校,学生复课。
    就在此事件近于尾声的1936年3月,处于此尴尬境地的赵太侔再加办学经费的压力,遂提出辞去校长职务。6月,教育部照准。这时,他主政山东大学仅四个年头。
    (二)
    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于1946年2月在青岛复校,赵太侔再次任命为山大校长。从1946年2月复校至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三年多的时间内,进步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多次开展了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反美怒潮,“六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反“特刑庭”斗争,反“南迁”护校斗争。
    这一时期的赵太侔,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其思想状况与抗战前也有了进步,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他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也从同情、宽容至反南迁护校时和学生站在一起,全力支持学生的护校斗争。
    在1946年复校后的开学典礼上,赵太侔誓言要倾其智慧和力量办好学校。他亲自出面向驻青美军讨还被占校舍,重新规划设置专业,运用各种关系国内外聘请名师,从已公布的他给老舍、朱树屏等人的信中,充分显示了他求贤若渴办好山大的一片苦心。他坚持“在校言校”,要求师生在校园里按部就班的教与学,即使有的活动有明显进步色彩,只要不影响教学秩序,他也不予干涉。山大复校后成立的第一个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新报社,其刊名《青年新报》就是赵太侔亲手题写,其报刊登记手续也是通过学校介绍办理的,总务长周钟岐还批准可由山大印刷,并允许使用学校的一个房间。这份小报以锋利的文笔揭露美蒋的反动本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反感,仅出版三期即遭当局查封。
    以驻北平美军侮辱北大女生的“沈崇事件”为导火索,同时揭发驻青美军暴行及强占山大校舍的行径,山大学生于1947年1月4日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决定游行示威,并发表了告全市、全国同胞书,但在各方面阻挠下,游行示威未能实现。第二次反美高潮是缘于1947年3月30日驻青美军刺死人力车夫苏明诚,学生自治会立即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提出审判凶手、赔偿损失、外国军队立即撤出中国等项要求,决定5月19日开始罢课三天。国民党外交部、教育部先后电示青岛市长李先良,“迅速制止”山大学生因苏明诚案发起的反美运动,李先良于4月19日致函校长赵太侔,谓“顷据报山东大学学生因该案发起反美运动,希望迅速设法制止,一并见复”。赵太侔在4月23日的复函中理直气壮地写道:“代电奉悉。本校学生为此事仅以书面向中央及青岛市府并警备部请求转向美方交涉惩凶、赔偿,并未作出反美运动。唯近日青岛市美军汽车压毙华人事一再发生,颇于青年以刺激,此后自当继续注意,希查照转复为荷”,他在信中明确表示,本校学生并无什么反美行动,倒是美军暴行给青年以刺激。他明显地同情学生。
    此后,山东大学的学生运动和全国一样逐步走向高潮,其主要标志就是1947年的“六二风暴”。之前,山大教师为提高待遇,学生为提高伙食费而举行的罢教罢课,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的序幕,5月下旬,华北学联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山大学生自治会积极响应,选举产生了“六二”行动委员会,决定于6月2日举行街头游行示威,青岛市军警也开始了镇压这次游行的“部署”,公然发表《告山东大学学生自治会书》,强硬表示“勘乱期间不允许游行”,并通过各种渠道向进步学生进行恐吓。
    在这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校长赵太侔惴惴不安。他将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石勃瑜请到家里,再三说明情况十分危险,力劝学生自治会不要发动学生到校外游行,石勃瑜当面拒绝了。事实上,鉴于当时的严峻情况,为避免无谓的伤害,地下党也派人做工作,要求“改变斗争策略,暂不要出校游行,改在校内活动”,但出校游行曾是大会决定,又加群情激愤,一时改变决议是十分困难的。
    6月2日,学生在校内与布置在学校周围的大批军警对峙着,直至下午1时许,因外出联系的行动委员会成员被捕,同学们被激怒,立即涌出校门,抗议无理逮捕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毒打,百余名同学被推上卡车押到登州路第二绥靖区干训班。“六二惨案”在青岛是空前的,引起全市各界的极大震动和广泛同情。6月2日这天,赵太侔一直在学生队伍中进行面对面的劝阻,直到学生队伍涌出校门到达鱼山路、大学路路口时,赵太侔仍一脸焦虑地站在队伍中进行劝说。他还请了一些教授分头劝阻,并派出生活指导组高哲生教授与“六二行动委员会”斡旋。当他得知有学生被捕时,即赶往警备司令部交涉释放被捕同学。傍晚,又赶到松山路二院抚慰学生,听取学生要求。总务长周钟岐也亲自带医护人员看望被捕学生,为学生检查治疗,一直忙到天亮。
    “六二惨案善后委员会”于6月4日公布的《向全国各界人士沉痛呼吁书》中记载:“至(6月2日)深夜一时许,经赵校长数度交涉,始被释放。”但仍有学生自治会主席石勃瑜被继续关押,迟至6月12日始放回。
    但是,国民党政府并未放弃对学生的迫害,暑假期间,教育部强令立即开除六名学运骨干,校方在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开除石勃瑜、路明、梁培智、钟剑秉、张希良、孙月岫等六人。
    赵太侔后来在《自传》中对“六二”事件的认识和处理有如下表述:“1947年山大‘六二’事件的发生,我对学生之罢课游行,始终采取劝阻的办法,劝阻无效,学生被丁治磐所指挥的军警打伤逮捕,嗣经交涉释放之后,我对学生谈话,除抚慰之外,仍带有埋怨学生不听劝阻之意,觉得牺牲是无代价的,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次运动的意义。”这是他真实思想的写照。
    (三)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向纵深发展,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临近崩溃,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学生运动实行更疯狂的镇压,在各大城市先后成立“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就是其中凶狠的一招。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8年8月17日致函教育部 “特就战乱时期后方应行注意事项列出四点”,为特刑庭迫害学生大开绿灯;同日,教育部“为肃清共匪学生给山东大学的密电”指出:“凡被特种刑事法庭指控为共匪间谍之学生,学校当局应即一律开除学籍”;8月26日,教育部再次就此给山大发来密电,重申上述决定,赵太侔在此密电上批了“密送训导长阅”。
    青岛特刑庭经过密谋,于1948年9月16日在山大训导长、特务刘次萧主持下,在鱼山路第一公舍作具体部署,分三路,由训导处职员带领军警到一、二、三院学生宿舍和学生家中,逮捕了王皇(洛洋)、王方、王寿建、王济民、石荫坪、余益礼、周惠民、董国楹、刘景田、钱传孝、苏砚田、罗迈威、徐全德、曹润伍、纪树立、顾国英等16名学生,后又在校外将李茂吉抓去,分别关押在警备司令部、宪兵团和常州路看守所,一时间学校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对此,在校学生先后举行了三次罢课,到特刑庭递交抗议书,进步教授童第周等签名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
    校长赵太侔为营救被捕学生采取了多项措施。在学生被捕后的9月18日晨,他即派员到特刑庭交涉,提出保外候传、允许探望等要求,皆未得到圆满答复。
    学生自治会和在押学生曹润伍等,也分别致函赵太侔,寄予厚望:“恳请校长速与特刑庭交涉,援北平被拘学生准予保释听课之例,使生等恢复自由,继续学业。”
    作为校长的赵太侔,一直牵挂着学生,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交涉,当他得知在押的学生刘景田、顾国英患病时,立即口头和书面与特刑庭交涉,准由学校保出送往江苏路附设医院治疗。赵太侔多次以校长名义致函特刑庭保释在押学生,据理力争,其中1948年11月5日《山东大学为开脱被押学生复函特刑庭》(山训字第1377号)中,义正辞严地驳辩道:“当此时局艰难之际,青年学子受此刺激最易对于现状表示不满,而望政府有以改善其环境及生活,此固一般之普遍现象,不独一校为然。即间有一、二青年关怀时事,偶发牢骚,亦不能指为有意危害国家。”特刑庭要学校报送被押学生的在校表现情况,赵校长参照各系上报材料,签字报送了《国立山东大学被传各生在校言行概况》,材料对学生都作了品学兼优的充分肯定,让特刑庭抓不住任何把柄,其保护学生之苦心溢于言表。
    在学生先后三次罢课抗议,社会各界强大声援,以及校长赵太侔的多次交涉下,特刑庭没有找到治罪依据,不得不于1949年1月20日前,分批释放了被捕学生(李茂吉另案处理)。临时校委会决议,对被捕学生一律保留学籍和原享有的公费待遇(按学则规定,缺课时数超过三分之一者,即勒令休学一年,并停发公费)。
    历经多次与反动势力的斗争,赵太侔的思想状况也较前有着明显进步。
    1949年春天,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青岛成为一座孤城。被称为“待解放的解放区”的山东大学校园内,敌我两种力量,也以公开和隐蔽两种形式,展开激烈地斗争。进步力量日益明显地占了上风。
    青岛地下党组织向学运骨干指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护校,迎接解放,“要保护山大的一草一木,完整地交给人民”。山大内的顽固势力和特务分子,则竭力鼓动策划将山大南迁,进而迁往台湾。3月中,作为第一步,他们利用水产系几门课程因教师未能由沪来青,课程开不出,部分学生欲去上海复旦大学借读之机,煽动学校南迁。一时,南迁与反南迁的斗争十分激烈。为此,赵太侔主持校务会议讨论此事,身为中文系主任参与此次会议的杨向奎教授回忆:“由校长赵太侔主持的这次全体校务会议上,曾有人动议迁校,但遭到丁西林、曾呈奎、童第周和我等多数人的反对,校长赵太侔自己也不想走,故迁校的动议未能通过。”掌握在进步力量手中的学生自治会断然决定召开学生代表大会,会上就南迁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校长赵太侔“学校不能南迁,这会造成很大损失”的态度,澄清了少数希望南迁同学的模糊认识。主持会议的黄鑫同学顺势提出就南迁问题进行表决,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反对南迁的决议。会后,在校园内举行了游行,持续数月的反南迁斗争取得胜利。
    进入5月份,形势更趋紧张,进步师生日夜保持高度警惕,轮流守护校园。学校奉命成立“应变委员会”,大家正好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开展合法斗争。赵太侔采取了与进步师生完全合作的态度,亲自去警备司令部交涉不得到山大抓人,并同意拿出美军占据山大校舍的租金,由进步教师曾呈奎与中纺公司协商(公司副经理王新元为地下党员),换回部分面粉,在市区已戒严的情况下,将面粉抢运回校园,同时储备了充分的水和煤,以备应急之用。
    准备撤退的国民党当局,除了要破坏一些要害部门外,还要胁迫一批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南下。赵太侔接到南京教育部密电,嘱令其随驻青海军南下,驻青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一再让其做好撤退准备。一次,当他的儿子将接到的一封劝其南下的信交给他时,他拆阅后面带怒容,在场的教务长杨肇府任用过的大学校长,在运动中,他顺应时势,谨言慎行,一关关都艰难地过来了。
    如1952年7月4日,在山东大学思想改造运动总结大会上,有五位师生做典型发言,其中第一位就是赵太侔,他在三千余名师生面前,用了近一个小时痛彻检查自己的“反动思想”及根源,并以《再检查我的反动思想》为题将其检查摘要发表在校刊《新山大》(第55期)上,文章开宗明义,“检查我过去的思想行为,可以说三敌具备——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违心的上纲上线,把自己彻底否定。反右运动中,他守口如瓶,虽并不轻松,但总算过关了。
    1958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赵太侔留青岛,在山东海洋学院外语系任教授(今中国海洋大学)。1961年3月入选学院第三届院务委员会委员,次年又被推荐为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他在学院中的学术地位得到肯定。1962年,这位老同盟会会员被选为民革青岛市委副主委,直至民革山东省委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省政协委员,得到社会的信任。
    孰料,一场暴风骤雨似的“文化大革命”突然降临,赵太侔面临“革命”的种种现象无法理解,校内外对知名人士的抄家、批斗不断升级,使他压力很大。1968年4月25日,在参加完学校的一次批斗会后,他还到办公室上班,第二天早上,赵的尸体在栈桥附近被人发现。《中国海洋学院大事记》(1999年版)的记载是:“4月25日,山东海洋学院二级教授赵太侔先生,因受到错误揪斗,于晚11时许不幸逝世,终年79岁。”
    对于赵太侔的死有两种说法,一是他杀,一是自杀。有人说,赵太侔是被江青派人害死的,是被装进麻袋里扔进了栈桥前的大海里的。笔者曾向海洋大学多位老人探寻当年的现场情景,多无定论。2011年1月7日,笔者访问了海洋大学原校长、党委书记施正铿教授,这应该是权威的第一手材料。施教授1968年是海洋学院青年教师,他说:“25日那天早上,约七点之前,我正在栈桥散步,忽听有人喊道,前面(回澜阁右下的石阶上)有具尸体,我走前一看,大吃一惊,尸体正是赵太侔先生,身上穿的衣服比较整齐,脸部也没有什么伤痕,我立即赶回学校,向院革委会报告了此事,因为要去教课,此后的处理情况就不大了解了。”笔者就尸体有无捆绑以及跳海原因进一步请问施教授,他说:“我看见时,尸体上没捆绑任何东西。我的印象是,赵为人低调,不与人争,大家对他印象不错。据知,他投海那天,系里开过批判会,但没有过火行为,对他的批判也只是一般性的,估计他是听到京沪各地文化界一些三十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的人士都先后下狱,他早年与江青有过交往,心里害怕。还传说,当天有两位穿军服的人找过他。这些,可能是他投海的原因”。施正铿教授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1930年代,赵太侔任山东实验剧院(济南)院长及山东大学(青岛)校长期间,江青曾与其结识,“文革”兴起,已成为 “文化大革命旗手”的江青,先后将昔日“知情人”如田汉、赵丹等投入狱中,也不会轻易放过赵太侔。寻求赵氏的投海死因,与江青是难脱干系的。
    海洋大学于1979年10月为赵太侔举行平反昭雪大会,赞扬其人品道德,肯定其功劳业绩,对其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作为著名的教育家、戏剧家,人们对赵太侔在办学方面的历史性贡献是充分肯定的,对他政治上的认知和评价虽各有不同,但基本上是肯定的。山东大学老教授朱玉湘曾著文评价说:“赵太侔先生虽然曾经是国民党的要员,但不是官僚政客,而是学者和教育家。他一生追求‘学术救国’、‘教育救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
    随着相关历史档案的解冻以及研究的深入,对赵太侔的评价逐步摒弃了那种非白即黑、非友即敌的评判模式,而是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社会地位中做全面分析。
    中国海洋大学魏世江教授(曾任海大党委宣传部长、校志主编、图书馆长),长期从事校史研究,他多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根据对历史资料的研究,我在校史写作上都正面肯定赵校长,他对山东大学的贡献,可用“举足轻重”四个字来概括。魏教授还指出,赵太侔是国民党政府委派的大学校长,在学运时期迫于上级压力处分学生,对此要历史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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