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农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2014-06-21 00:00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董忠义  共有评论

    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采用异乎寻常的方式将“李世农反党集团”一案公之于世。一版头条刊登社论《对敌人必须专政到底——论安徽省委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巨大胜利》,刊登通讯《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把子》;二版用整版刊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总结发言;三版用半版刊登《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一时震惊全国。
    其实,这是一条迟到的新闻。因为早在43天前,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已经开除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检察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的党籍,并将三人定性为“李世农反党集团”。
    震惊全国的反党集团
    1949年4月至1952年1月,曾希圣先后担任皖北区党委书记和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任副书记,是曾希圣的主要助手。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一些龃龉,逐渐引起曾希圣的不满。
    1957年2月,曾希圣提出要在政法部门反右倾,主持全省政法工作的李世农对此持有不同意见。5月,全省政法会议召开,李世农在报告中指出,反右是必要的,但是有偏差。强调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政法部门要发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作用,要依法办事。杨效椿、李锐与李世农持相同观点。
    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7月中旬,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反右派斗争。曾、李之间的分歧迅速升级,曾希圣认为李世农思想右倾,包庇政法系统中的大批右派分子。7月份以后,省委多次召开小型会议,要求李世农检讨所犯的“右倾错误”。
    8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强调运动 “一方面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精神,安徽省委在全省展开更为积极的反右派斗争,对李世农等人的“右倾错误”进行更严厉的批判。
    11月21日至24日,安徽省委召开一届四次全体会议,向与会的45人公布李世农的 “右倾错误”,要求全体委员克服“温情主义错误”,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李世农、杨效椿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既为自己申辩,也为政法部门的干警主持公道。
    杨效椿对曾希圣的这些做法有意见,11月22日分别给公安部长罗瑞卿、中组部长安子文写信反映情况和申诉。由于省公安厅在合肥、蚌埠等6个交通枢纽城市设立检查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在安徽寄不出去,他派外甥董忠义到外省投递。没想到省公安厅早已对在职的李世农、杨效椿等人动用了技术侦察手段,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省公安厅派3人跟踪董忠义到南京,连人带信押回合肥。
    12月15日,安徽省委召开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专门对李世农、杨效椿等人展开批判,以解决省委领导层内部的“右派”问题。会议伊始便充满了火药味,把李世农等人的“右倾错误”上升到“右派言行”。李世农、杨效椿对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推行强压政策的做法表示异议,并在会上多次向与会者解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认为全省政法部门执行的是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在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不存在“右倾”思想,更没有“反党罪行”。
    12月17日至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曾希圣汇报说李世农坚持资产阶级的法制观点,早在肃反运动中就包庇和宽纵反革命分子,今年又反抗省委提出的在政法部门反右倾的斗争,并且组织右派分子在政法战线上向党猖狂进攻。毛泽东听后表态:“看来李世农是个坏人。”曾希圣拿到了打倒李世农的尚方宝剑。
    由于前一阶段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12月25日,安徽省委在报经中央同意后,决定延长会议时间,并将会议规模扩大为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地(市)、县委书记及各级政法部门负责人,省直机关处以上干部,共1524人。此外,还有1834人列席会议。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口头发言261人,书面发言920人,张贴大字报6250张。省委办公楼贴满大字报后,又将大字报移至合肥市新落成的新华书店大厅内,组织各界人士参观。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会议出现一边倒的情况,一些发言者无限上纲,指责李世农等人“是长期隐藏在党内、进行反党活动的右派分子”、“是阶级异己分子”、“要新账老账一起算”,把安徽政法部门特别是检察机关说成是“解放以来就成了反革命、坏分子的庇护所”。李世农、杨效椿被剥夺了发言权和申诉权。
    在批判斗争42天后,1958年1月27日,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决定开除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的一切职务,并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们党外的一切职务。这是在反右派斗争中,继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被打为右派后,在全国挖出的又一个由省、厅级干部组成的“反党集团”。
    同日,曾希圣在会议上作了《巨大的胜利,深刻的教训——关于李世农反党集团事件的总结发言》。他说:“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挖出了李世农这个危害很大、隐藏很深的大右派分子……毫无疑问,这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会议不仅挖出了李世农这个大右派分子,而且还挖出了他所结成的反党集团。现在已经查明,这个集团的几个主要成员均在政法部门……毫无疑问,这更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
    “李世农反党集团”一案株连伤害了一批干部,被直接株连的属中央管理的干部33人、省委管理的干部77人,政法系统、检察系统被批判、处分的3000余人中,大都也是被株连的。省检察院被划右派分子和坏分子21人,占总人数的27%,其中被判刑和劳教的8人、被监督生产的13人。地(市)检察院正、副检察长1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11人,另外还有1人斗争之后给予纪律处分,未被批判斗争的仅有4人。
    在宁“左”勿右的思想指导下,全省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魏心一(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岳(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被打成“魏心一、戴岳反党集团”。安徽共划右派分子31472人。
    苦不堪言的罹难岁月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点名批评“李世农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毛泽东认定李世农的问题是闹分裂,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李世农、杨效椿等人在劫难逃了。李世农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行政级别由7级降为12级,省委安排专人抄家之后,被赶出省委领导居住的小花园,搬到合肥市庐江路边的一栋小楼的底层,家里住着省公安厅的便衣干警,24小时面对面监督。李世农失去人身自由,继续接受审查。
    李世农的夫人江音原任省人事局副局长,因受株连也被打为右派,开除党籍,行政级别降3级,发配到合肥郊区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
    1959年7月,李世农夫妇被发配到歙县商业局沙溪饲养场监督劳动。让他们愁肠百结的是孩子们怎么办?7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2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老五和老七交给老阿姨留在合肥抚养,夫妇俩带着5个孩子去了歙县。
    一年后,安徽发生大饥荒,农村大量饿死人,李世农一家陷入困境。看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李世农从此不吃早饭,以水充饥,把省下的口粮让给孩子们吃。夫妇俩在田头路边种南瓜度饥荒,才使一家老小逃过这场灾难。
    李世农的老战友,江苏省委常务副书记刘顺元一直牵挂着李世农的安危。1960年9月,他冒着很大的风险约李世农到安徽滁县见面,一看到骨瘦如柴的李世农,刘顺元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决心要替李世农申冤。
    刘顺元回到南京后马上约中监委副书记钱瑛来宁,详细介绍了李世农冤案的来龙去脉,请钱瑛向中央报告真实情况。钱瑛在党内有“女包公”之称,回到北京后如实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李世农苦熬四年之后,于1961年12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分配到寿西湖农场任副场长。
    杨效椿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行政级别由9级降为每月借支100元生活费。省委安排专人抄家之后,被赶出省委大院,搬到合肥市仁爱巷2号,家里住着省公安厅的便衣干警,24小时面对面监督。1958年5月,杨效椿被发配到宣城县周王农场监督劳动,他把12岁的大女儿留在合肥读书,把2岁的小女儿送回山西老家,带着两个小儿子到宣城县。一年后,农场开始闹粮荒,一家人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浮肿病在农场蔓延,杨效椿患上浮肿病和肝炎,腿上一按一个坑,瘦得不到90斤,整日卧床不起,眼看命在旦夕。在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等人的关心下,允许回到合肥治病。
    病情稍有好转,杨效椿被分配到安徽大学图书馆,先是被罚打扫卫生,后到出纳组工作。由大学保卫科负责监督劳动,要定期汇报思想,指定专人收集他的言行。图书馆大多数人善良友好,个别人百般挑剔,当众直呼老右派,常常是他已将工作场地打扫干净,却非要责令他重新再扫一遍。
    1960年9月,第一次全国改造右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要求加大甄别平反工作力度。杨效椿是开辟和恢复淮南根据地的功臣,又是模范共产党员,被打成右派后有很多人替他鸣冤叫屈,曾希圣也承认他 “在干部和群众中有较大影响”。一个月后,杨效椿摘去右派帽子,分配到省化工厅任副厅长。杨效椿要求恢复党籍,曾希圣搞了一个折衷,1961年11月安排杨效椿重新入党。
    李锐的境遇最惨。1957年底李锐在北京开会,12月23日通知他回来参加会议,大会小会进行批斗,强迫他认罪和诬陷李世农、杨效椿。李锐不服,批斗随之升级,采取单独关押,24小时监视,窗户封闭,电灯高悬,房门洞开,理发、洗澡、大小便等一切都要报告。关押的6个月,精神的折磨足以使人崩溃。
    李锐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行政级别由10级降为每月发70元生活费。1958年4月,李锐接到劳动教养通知后,给曾希圣写信反映身体有病,被认为是企图翻案,省检察院再次组织批斗,并扣发当月生活费。李锐被迫给省检察院写了一份认罪书:“我5月4日报省委的材料,也(是)把我想说的话向党说清楚,并不是翻案,对我的错误与罪行我是知道的。从现在起就安心的改造,不再作其他的胡思乱想。在前天下午的帮助下,我坚决执行党对我劳教的决定。我6个小孩今后的生活与读书问题,还请党给以照顾,请转报省委。”在李锐彻底“认罪”后,才补发了当月的生活费。
    7月份,李锐被押送到白湖农场劳教,后转到华阳河农场。农场安排一名小流氓监视,向他身上吐痰,吃饭后在他身上擦碗。李锐向小组长汇报,得到的答复是:“你如不划为右派,他是不敢的。”他见了农场的干部和工人没有立正报告,为此多次受到大会点名批评。
    李锐初到农场每月发8.1元,两个月后改发14元,伙食费、医药费等每月10元,剩下4元按规定2元储蓄2元零用。三年多后增加到30元。长期饥饿和超强度的劳动,李锐患上浮肿病和腹泻病,多次晕倒过去,大便时必须四肢着地才能拉出来。吃不饱饭,饿得要命,又不能向其他犯人那样偷吃偷喝,只好摘些野菜煮熟吃,被发现后批判他妨碍贯彻粮食政策,多次责令检查。李锐在农场劳教四年,直到1962年3月才跨出炼狱之门。
    五年之后的甄别平反
    五年后国家形势开始改变。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的政治命运发生重大转机。
    会前,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已经了解和掌握了安徽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曾希圣:“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蚌埠市委副书记马骞参加会议,1月25日他给中央写了检举信,说会前抱着一肚子希望,要在会上把肚子里的意见讲出来,但是现在看来不行了。希望中央会后将安徽的与会者留下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或者派工作组到安徽了解情况。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写检举信要冒很大的风险,马骞做了坐20年大牢的准备,白天参加会议,晚上躲在被窝里写检举信。
    这封检举信触动了中央核心领导层最敏感的神经,为了统一思想认识,迅速扭转全国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刘少奇决定延长会期,会议转入“出气”阶段,鼓励大家讲真话。刘少奇率华东局柯庆施、中监委钱瑛等人,用10天时间坐镇安徽大组,亲自调查处理安徽问题。
    安徽与会人员听了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特别是听了刘少奇在安徽大组会议上的讲话后,群情激愤,反应强烈,对曾希圣的错误开展揭发批判。李世农等人的冤案成为揭发的重点。
    2月9日下午,曾希圣在安徽大组会议上围绕“封锁掩盖”、“宗派主义”、“过火斗争”三个问题作第二次自我检查时说:“在几次斗争运动中,我犯有严重错误,主要对中央政策掌握不稳,界限划得不清,伤害了一些好人,有的斗争过火,没有按照主席指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办事。”
    曾希圣检查说:“把他(李世农)主张晒垡地、多种高粱,说成是对抗‘三改’而定为一条罪名,这是完全错误的。下面把不同意‘三改’,列为右派分子的罪状之一,是由此产生的。在斗争李世农时,把李世农对我有意见写联名信问题也拿出来批判,并逼使其他一些同志也作了检讨,这是夹杂着个人成见的”。直到此时,曾希圣仍坚持认为“李世农是有错误的。他的错误还应该进行审查”。殊不知,当年被他整得死去活来的李世农,42年后担任了《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顾问。
    曾希圣检查说:“杨(效椿)的错误是与李世农的错误有联系的,但这个同志过去一贯表现很好,在干部和群众中有较大影响,我当时对他缺乏治病救人的精神。是否要定成右派,那是值得考虑的。现在他已经重新入党,是否要以平反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可在审查中再行讨论。”
    当晚,刘少奇在安徽大组会议上说:“曾希圣同志马列主义觉悟不很高,他不懂得团结大多数,不懂得跟各种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很多干部受到他的批评和打击,有几个案子,张恺帆、李世农、牛树才、杨效椿、陆学斌,这只是几个人,这几个人下面还有一大批这些案件……根据现在的观点,大家的认识,重新审查。中央准备派人到安徽,华东局也要派人去和省委一起审查、研究这些案件。受过处分、批判、打击的人,需要重新作出结论的话,可以重新作出结论。”
    刘少奇宣布:“中央决定将曾希圣同志调动工作,曾希圣同志检讨时也讲了,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当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安徽的历史终于翻篇了。
    七千人大会尚未结束,会议的情况便通过各种途径传到安徽。一天,李世农在农场突然接到一封合肥来信,信中谈及会议情况,落款是“知名不具”。看到熟悉的笔迹,李世农知道是杨效椿的来信,热泪夺眶而出。
    安徽的甄别工作艰巨而复杂,等待处理的案件数以万计。4月下旬,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率中监委工作组到安徽,指导改组后的安徽省委做好甄别工作。省委成立甄别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李世农专案甄别小组”。“李世农反党集团”被视为铁案,曾希圣虽然调离安徽,但仍担任华东局第二书记,甄别工作阻力很大。
    钱瑛和安徽省委积极慎重地做好“李世农反党集团”的甄别工作,对原结论认定的问题,每件事、每句话都认真进行核实;耐心听取原专案组领导人和办案人的意见;安排专人分别找有关当事人谈话,亲自约谈重要证人;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代表,分别召集座谈,最后查明“李世农反党集团”一案确属冤案。
    1962年5月18日,安徽省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用一天时间审查了《关于杨效椿同志问题的甄别报告》,会议认为:杨效椿所以被划为右派分子,主要是由于他在批判李世农时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伪造材料按照曾希圣等同志的意图进行检举,曾希圣等同志便认为他不能和李世农划清界限,把他认定为“李世农反党集团主将”,并以右派分子论处……决定给予平反。杨效椿在会议上发言,衷心感谢党的关心,表示今后要搞好团结,做好工作。过去对他进行错误斗争的同志,主动检讨和赔礼道歉。
    1962年6月20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李世农同志问题的甄别报告》,会议认为:李世农所以被错误地批判、斗争和处理,主要是因为这样几件事:一、在1950年整风时,李对曾希圣缺乏民主作风等问题提过善意的批评意见,曾记恨在心。二、从1955年开始,李对曾提出并强制推行“三改”的办法持有不同意见,曾把农业生产技术改革的具体方法当作政治原则,作为硬性决议,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看成是反对省委。三、更直接的导火线是由于李对1957年春全省政法部门反“右倾”持有不同意见,与曾发生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对1957年春季安徽政治形势的分析,李认为许多闹事事件,主要是由于粮食问题和干部作风问题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曾却认为主要是地、富、反、坏分子的煽动、破坏,并提出在政法部门反“右倾”,把逮捕权下放到县,硬要用压服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而且更严重的是从此以后,使党的民主生活和国家法制遭受了更加严重的破坏,使敢于如实反映情况、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遭到了更加严重的压制,使曾希圣等同志的错误得到了更加肆无忌惮的发展机会,终于使安徽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损害……决定给予平反。
    7月18日,中央监委批复:“安徽省委并省委监委:中央同意你们对李世农同志的甄别处理意见,撤销省委第六次全会(扩大)‘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恢复李世农同志的党籍、名誉、职务和级别,并在原来宣布、传达的范围内予以公布。”这份批复里有玄机,“李世农反党集团”是件通天大案,“中央同意”应该是指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同意。
    杨效椿、李世农问题甄别后,李锐的问题迎刃而解。7月18日,安徽省委常委会审查了《关于李锐同志问题的甄别报告》。会议认为:李锐与李世农和杨效椿之间,仅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什么“李世农反党集团”的问题……李锐之所以被划为右派分子,主要是由于他对1957年省委反右倾持有不同意见,如实地反映了反右倾中发生的偏差,以曾希圣同志为首的原省委认定他是所谓“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又一主将”并以“极右分子”论处。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决定给予平反。
    与此同时,因“李世农反党集团”一案受到株连的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甄别平反。至此,该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李世农甄别平反后到北京开会,《人民日报》副总编胡绩伟向他当面道歉,坦承当年《人民日报》社论《对敌人必须专政到底——论安徽省委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巨大胜利》是他根据安徽省委上报的材料撰写的。
    五年的非人生活,给李世农等人造成无法愈合的创伤。1962年甄别平反时,李世农在寿西湖农场接到通知,赶到省委小礼堂听传达文件,突然发现自己听不清扩音器里的声音,后诊断为神经性耳聋。两年后又患脑溢血,经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此后一直无法坚持正常工作。杨效椿在农场监督劳动时患肝炎,后转为肝硬化、肝腹水,65岁病逝。李锐临终前要孩子们把他写的一首诗刻在墓碑上:“五七逆转怨六载,十年浩劫全非人。” (摘自《炎黄春秋》董忠义)□
数据统计中,请稍等!
网友评论
最新评论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更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