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周扬和胡乔木(下)

2014-05-11 00:00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丁晓平  共有评论

    (接上期)
    1983年3月10日,正生病住院的胡乔木带病率中宣部两位副部长郁文、贺敬之和文联副主席夏衍以及王若水,一起来到周扬家,谈对周扬报告的意见。郁文作了记录。
    胡乔木说:“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的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有些问题还没有鲜明地讲出来,或者还讲得不够圆满,倘若就这个样子拿出去,可能产生一些误会。文章中有些话是不可取的。”“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但是我看到周扬同志的文章,抽象化的议论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
    谈话中,胡乔木指出:“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很难给人以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上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就容易引起误解,好像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
    胡乔木还分析和批评了与此相联系的文学方面的一些现象以及现代派的种种表现,并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在王若水看来,胡乔木的“语调并不十分严厉,而对周扬,他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而且,胡乔木这次谈话确实没有讲“异化”问题。最后,胡乔木十分客气地说:“周扬同志,您年高德勋,年老体弱,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将文章未涉及的地方或未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周扬同志在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会影响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扬同志能够将论点搞得更完整一点,修改好了,正式发表。”
    临别时,胡乔木还郑重地对周扬说:“今天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我是同耀邦同志商量了的,他特别提出要我用他的名义希望你把文章修改好了再发表。”而且,胡乔木不赞成这个时候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所谓的人道主义。他建议周扬文章修改后,作为学术文章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展开讨论。
    在大门口告别的时候,胡乔木向周扬深深地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礼。
    其实,周扬的报告是同时送给胡乔木和胡耀邦审阅的。但胡耀邦的稿子很快就退了回来,上面有胡耀邦划的记号,但是没有注明任何意见。后来胡耀邦解释说:他还没有看完,秘书误以为看完了,就把稿子退了回来。因为这次谈话中胡乔木没有谈“异化”问题,这使王若水“松了一口气”,甚至觉得胡乔木的话比他预料的要温和。回到人民日报社后,他就向总编辑秦川汇报说:“乔木的观点和周扬的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他强调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观点周扬和我也能接受。我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
    而胡乔木从周扬家回到医院后,立即专门查阅了马克思关于“异化”问题的前期和后期的提法,并先后打电话给郁文和周扬,指出: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果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
    对此,卢之超回忆:“人道主义和异化等本来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已争论多年,还可争论下去;但周的讲话中把它与社会主义现实结合在一起,使它带上现实政治性。我想,乔木迅速坚决采取的这些措施,是从大局出发,力求妥善处理而不伤感情的挽救措施。”
    但胡乔木的“挽救措施”并没有挽救他想挽救的一切。
    文章发表后激起的风波
    胡乔木的意见在执行中遇到了很大抵制。
    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报告。这是令胡乔木和邓力群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就在前一天,邓力群还专门召开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周扬报告如何处理的问题。会上,因为通知周扬参加会议却没有来,邓力群就在会议中间亲自给他打电话,说:“周扬同志,您的那篇讲话,乔木同志提了意见,希望您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不知您改好了没有?”周扬说:“讲都讲了,我就不准备改了。”就这样,倔强的周扬真的把文稿交给秦川发表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指示通知、或开会专门研究,三番五次地提出需要作出修改再在《哲学研究》发表,不要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要求下,周扬、秦川和王若水却决然地发表了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想象胡乔木和邓力群对此的反应。
    邓力群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报告后,非常气愤,一上班就打电话给秦川:“你和我说要全文发表周扬的讲话,要我表态,我说让你请示胡乔木,你请示了没有?”
    秦川说:“没有。”
    邓力群说:“为什么要发表周扬的文章?乔木同志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已经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在就不是一般的不同意见的问题,而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你要立即写出检查!”
    胡乔木16日看到当天的报纸后,马上打电话给邓力群,说:对《人民日报》刊登周扬讲话全文的事不能马虎,建议中宣部向中央报告情况。于是,在邓力群的主持下,由贺敬之、李彦、卢之超三人起草了上报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但在书记处会议讨论时,胡耀邦提出“报告涉及具体事,要与本人核对。今天我们不做结论,先把报告送给本人看,该改的、该更正的搞好”。
    3月26日,按胡耀邦的意见,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内容是核对事实。参加会议的有胡乔木、邓力群、郁文、贺敬之、周扬、秦川、王若水等人。这次会议上,胡乔木、邓力群和周扬、王若水发生了激烈争论,甚至拍了桌子。4月20日,经过面对面的核对后,中宣部把经过修改的报告等再次呈送中央书记处。但此后却没有了任何消息,主要原因就是胡耀邦一直坚持认为这是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于是这件事情就搁置起来了。
    中央书记处出现了不同意见,加之飞短流长,这就形成了上上下下复杂分歧的局面,胡乔木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十分困难。
    周扬用“答记者问”的形式作检讨
    1983年8月,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邓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一个题目叫《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胡乔木帮助搜集资料,准备稿子。胡乔木领命后,立即找龚育之、郑惠和卢之超等人搜集材料,作起草稿子的准备工作。
    8月初,胡乔木找秦川和王若水谈话,在谈《人民日报》的工作和整党问题时,再次批评了他们。9月7日上午,因为胡乔木去了杭州,邓小平就找邓力群谈二中全会讲话稿起草的事情。邓力群和龚育之、郑惠、卢之超一起去了。邓小平问:让乔木准备一个关于思想工作的讲话稿,准备得怎么样了?因为邓力群6日刚刚从外地回来,不知道情况,就由龚育之等人向邓小平汇报了胡乔木设想的几个题目和稿子的结构、字数。
    邓小平听了之后,说:这样讲,问题太多,不需要也不可能讲这么多问题。但他赞成由书记处起草一个加强思想工作的决议来讲这些内容,他这个讲话的范围要小一些。内容太多了,对当前主要问题的针对性就不够,就很平淡了。这些内容可以涉及,但是不要分这么细。
    邓小平说:“原来就是想讲不要搞污染。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他还说:“在文代会上讲了污染问题。灵魂工程师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现在好多是搞污染。”“我准备了,也想了,就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随后,邓力群等人将邓小平的谈话整理了一个记录稿,送给邓小平审阅。邓小平在清样上只改了两个字——将“我们是把实行开放政策当作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步骤,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句话中的“步骤”,改为“补充”。随后,邓力群将邓小平谈话记录稿送给胡耀邦。
    9月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9月7日关于整党和不搞精神污染的谈话。随后,邓力群组织写作班子开始了邓小平讲话的起草工作。整理的过程中,邓力群还将整理稿传给在杭州的胡乔木。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对稿子进行了修改。9月30日,邓小平看了经胡乔木修改的整理稿后,当天把邓力群找过去,提了两点意见:“第一,整理稿子看了,太长,砍掉三分之一;第二,自由民主这个问题话太多,有一两句就行了。”但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非常意外地与邓力群讲起了“异化”问题——
    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
    可见,邓小平对周扬的讲话是不满意的。
    10月12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话,着重讲了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邓小平说:“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邓小平批评那些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的人,“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文艺界的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
    10月底,胡乔木在邓力群的陪同下来到人民日报社,宣布中央的决定:同意胡绩伟辞职,免去王若水副总编辑职务。秦川改任社长,李庄出任总编辑。
    在二中全会上,邓力群还在西南组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批评了王若水的一系列观点,并对周扬报告中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意见。周扬也在分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在二中全会的简报上看到周扬的自我批评后,很快就把胡乔木和邓力群找去,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话能交代过去吗……”
    邓力群回忆说:“周扬在听了邓小平的意见后很紧张,他知道不作检查是不行的,但采取的办法是拖。胡乔木对周扬一向尊重和关心,考虑到年岁已高,身体又不好,希望他再作一点检查,早点过关,几次打电话去问。后来,还是乔木出的主意,建议周扬用答记者问的形式作变通式的自我批评,发表在报纸上。新华社写出稿件后,周扬又在稿子的末尾加上了几句话,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个稿子拿到中央书记处去讨论时,胡耀邦看后说:又作自我批评,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怎么叫检查?他主张把周扬的保留意见删掉。”
    最后,周扬接受了胡乔木的建议,检讨是以“周扬与新华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在1983年11月6日发表的。但“周扬与新华社记者谈话”发表以后,周扬很后悔,其家人也非常生气,责怨胡乔木出的这个主意。秦川回忆说:“我常去周扬同志家。有一次,我到周扬家里去,只听他夫人苏灵扬说:‘小胡(即胡乔木)为什么这样?起应(即周扬)在上海替他恢复了党籍,那时不像这样啊!晚上老来电话,催他在报纸上公开承认错误,简直睡不安宁’。”后来各种说法就更多了,有的说周扬作检讨是“上了胡乔木的当,上了圈套,没有料到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会公开发表”。甚至有人说周扬是“被人气死的”。
    高处不胜寒。到底是周扬误解了胡乔木,还是胡乔木误读了现实?或许很难有标准答案。有谁能读得懂胡乔木的内心世界呢?而周扬对时局的认识、对自己所谈问题的认识又是否准确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胡乔木写给周扬的小诗
    1984年1月3日,72岁的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演。他的目的是明确的:对周扬报告中的观点代表中共中央作澄清。1月7日,胡乔木将这篇费时两个多月,四易其稿,长达三万字的讲话稿呈送邓小平审阅,请示要不要公开发表。
    1月11日,邓小平批示:“乔木同志: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随后1月27日的《人民日报》和1984年第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这篇文章。胡乔木在文章中表示,希望理论界就这个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不赞成我的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讨论。”
    1月26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前一天,细心的胡乔木非常友好地给周扬写了一封短信:“周扬同志:近日写了一首小诗,谨以奉呈。祝春节安好。”胡乔木的诗是这样写的——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胡乔木的诗,意味深长。
    龚育之回忆说:“当时我曾建议乔木同志同周扬同志谈一谈。乔木说,他也想找一个机会同周扬从容地仔细地谈一谈,但很难找到。他说,只要能心平气和地谈,相信能同周扬谈得很好。”交谈中,胡乔木给龚育之看了他写给周扬的信和上面这首小诗,并解释说:“前一节是作者问剑,第二节是剑的回答。”龚育之还在 《几番风雨忆周扬》中写道:“1988年,上海理论界的一本在内部很小范围送阅的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赞成乔木文章的许多意见,但是认为乔木同志的批评把问题过分政治化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很想知道乔木同志的意见,我向乔木转达了。乔木告诉我,他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政治化了。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后来在周扬病重期间,胡乔木曾亲自致信问候,其义也真,其情也切。
    1989年7月,周扬病逝。
    历史人物因其无法超越所处时代的局限,而永远无法剥离自身的历史背景。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新生儿刚刚迈步时,无论周扬也好,胡乔木也罢,他们都不可能超越阶级,也无法超越政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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